首先，中国当前被很多海外媒体夸大的所谓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跟日本3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日本房地产泡沫可谓是人类经济史上最大资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世界十大银行里半数是日本银行，背后是天价的土地和房产估值，代价则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无尽头的经济停滞。正是看到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实体经济深渊，中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严格控制房地产领域的金融杠杆，引导市场回归理性。个别房地产企业得不到内资银行贷款，只能打擦边球到海外融资。2021年下半年开始，这些海外房地产债务进入5年左右的还款高峰期，相反，国内房地产市场早就愈发理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盲目扩张无人埋单、面临债务违约。2022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并非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早就摆脱了对城镇化的绝对依赖。

日本掉过的坑，中国经济会绕过去

 其次，中国的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很多国内外学者喜欢把中国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作比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成功的部分基本是针对城镇化和工业化，而针对乡村老龄化问题、农产品高进口关税带来的民生问题则饱受诟病。中国地大物博，“三农”问题将是各级政府长期面临的民生挑战，也是中国投资的蓝海、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纵深。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首先就是探索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实现全国各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模式——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正式成立，6月份颁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都是在为这个新模式探索路径、绘制蓝图。

 最后，中国资本市场支持科创型企业的新发展模式，也将让日本羡慕。作为科技大国，为了让成果转化更加高效，从上世纪末日本就一直想建设本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可惜始终没有成功，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国家完整主权、经济缺乏规模化纵深。这几年，中国面临欧美高科技“卡脖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才能有效地、源源不断地让科创型企业脱颖而出，将“中国制造”优势转化为“中国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