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吊诡的是，原本旨在为民纾困的“直升机撒钱”操作间接导致大量劳动力自甘脱离劳动岗位，劳动力市场随即出现更大用工缺口，去年以来的美国港口停摆就是表现之一。另外，越来越多国家尝试更换本国货币宏观价值锚，试图减少甚至放弃对“石油美元”国际环流体系的高度依赖，这无疑会加速美元霸权解体，美元美债信用危机苗头日益明显。

美国更该担忧自己掉入“格拉古陷阱”

第三是“政治正确”导致政治肌体撕裂。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被称为“黑命贵”的种族抗争运动。美国制度很大程度上基于“法治”，但从2016年密歇根州枪击案判决，到去年弗洛伊德案再到今年11月的里滕豪斯案，美国的“白左”媒体及其煽动的街头暴力抗争，均表现出直接干预司法判决的意图，这无疑是对美国立国基础即法治秩序的严重腐蚀。反映在两党政治上，共和党要员越来越倾向于激发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传统来对抗现任民主党政府，以得克萨斯州为例，该州议会不仅颁布多项直接挑战“政治正确”的法案，甚至不惜鼓吹通过全民公决寻求独立，这无疑让美国的宪政危机雪上加霜。

第四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低烈度动乱”问题。新冠疫情危机以来，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地“甩锅”和抹黑中国不成，反将美国国内华裔乃至亚裔推到社会“仇视链”底端，骚扰、袭击华裔或亚裔的社会越轨行为甚至枪击犯罪增多，表现为社会治理层面的“低烈度动乱”，严重影响美国社会稳定。

回顾历史，大国衰落的根本肇因通常都是祸起萧墙。但美国政界、商界和战略界一些精英没能充分反思并从内因着手修复国家创伤，反而急着祸水外引。对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他们表现出难以抑制的焦虑，竞相祭出基于“历史叙事”的所谓理论来妖魔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