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然后在办公室面对苏联几家电视台的直播镜头，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苏联从世界政治地图上的消失。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辅一军事学校的士兵将列宁纪念馆中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图｜新华社发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正如以上所述，各种观点杂陈纷争。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退。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1

错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它们都笼统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2006年2月23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民众游行，庆祝祖国保卫者日。图｜新华社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概念范畴。

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说到底，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以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

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结果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

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全盘否定的结论；更不能将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甚至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结论。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至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

而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之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这一重要的原因。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2

错在“斯大林模式”？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则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2005年5月9日，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乌克兰老战士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参加在基辅举行的游行。图｜新华社

当然，人的因素不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的范畴，还相应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等范畴中的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

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其实质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

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

一定的体制形成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根本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能进行理性和理论的抽象思维，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特殊表现。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赫鲁晓夫

因此，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

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谥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

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还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在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

【注：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较早（1953年）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观点，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

3

错在斯大林个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纠正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

苏联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工农生产比例失衡，农业商品率很低，富农破坏粮食采购，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数增加……种种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农业实现集体化。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

1930年后集体农庄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这一重大决策也是联共（布）领导集体决定的。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但决议还在刚刚贯彻时，集体农庄运动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赞成集体化的人的歪曲。

苏联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加上有的人的歪曲和群众的误解，大量牲畜被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从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1930年2月底，苏共中央即采取多项措施立即纠正集体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和其他错误。

应该说，“集体农庄运动”中确有错误，但这是由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作为党的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当然有其责任。但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归咎于斯大林一人，并说其中中央的所有有关决定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则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当然，我们应当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相对工业的发展确实落后，但同时也应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这是当时形势所迫；二是即使在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和严酷的战争状态下，苏联的农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者焚毁了7万多个村庄，破坏和掠劫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以及2890个农业机器站，宰杀、夺去和赶到德国去的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几千万头猪、绵羊、山羊以及1亿多只家禽。“农业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体农庄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比战前少29%”，各种农用机械大幅度遭到破坏。而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则处于1930年的水平。

苏联工业也遭受极大的破坏。在1945年，消费品生产只有战前水平的59%。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的任务困难和复杂得难以置信。加上1946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都遭受50年不遇的严重旱灾，使得苏联农业雪上加霜。

面对以上情况，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重建工农业，都需要几十年时间。但在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整个工业总产值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了73%，除个别指标外，各项工业指标都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

尽管农业政策出现各种反复和曲折，但农业集体化水平、农业技术装备程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电气化明显增强。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85亿普特，不仅远高于1913年的48亿普特，而且超过1937年的68亿普特。

【注：普特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

因此，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与“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是不符合事实和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则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苏联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

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的巨大成就。

斯大林犯过（特别是后期）某些严重错误，如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我们也应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较，只居于第二位。

总之，要把那个时期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辩证地对待和分析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及存在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盘否定。

4

错在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归根到底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

作者认为，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于“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这说明，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和运动，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导致错误的行动和错误的运动。

其次，在于“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

这说明，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培养和壮大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者队伍，必须建立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坚强阵地，必须有一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法等。

第三，在于“苏共的党风”的蜕变。

这里所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就是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这个党保持了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党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亲”上、力量无穷的英雄安泰，否则最终难逃失败之命运。

第四，是苏共内部出现了与人民利益根本不同的特权阶层。

任何统治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且总是企图将其“终结”和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第五，苏共的组织路线出现了根本蜕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路线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培养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第六，苏共领导集团的背叛。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承认个人在历史进程中可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英雄，总是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领时代前进的步伐，带领群众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那些落后与陈腐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空范围内显示其主观作用，动员、凝聚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一时阻碍、扭曲历史前进的步伐，甚至导致历史的暂时倒退。

苏共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集团在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历史作用，不能不使人们进一步深思党的领导集团在保证党和国家前进方向中的关键作用。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十分痛心地说：“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

第七，苏共后期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乃至迎合。

如果说前六条讲的是苏共兴衰的内因，那么第七条讲的主要是苏共兴衰的外因。当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在谈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时曾说：“我们不是这场革命的领袖，但也不是旁观者”。这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说明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内外原因的辩证关系。

今天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作者的上述观点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