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把重点放在中国和美国的比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心气普遍都比较高，与一般的国家比，他兴趣不大，要比就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比，所以我们经常单挑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在国际比较中，在和美国的比较中，确立中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比方说我经常比较纽约和上海，这是公平的，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各自国家的发达板块。你论名义GDP，纽约比上海高4倍甚至还多一点；但你再比较其它指标，上海家庭的中位净资产——也就是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家底、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等，上海都明显好于纽约。

其中，人均寿命，上海是83岁，纽约是79岁，上海整整高4岁，这不是一般的高。上海的社会治安比纽约好十倍都不止，基础设施方面我认为上海领先纽约至少20年。实际上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我们做得比纽约好很多。

当然，我认为这本身反映了名义GDP的指标——也是我们用得比较多的——实际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一直提出一个主张，就是每当我们公布一个所谓按照与国际接轨的这种指标的时候，我们最好同时也公布一个更能反映中国人最关心的事宜的、更接地气的指标，这也是一种资政建言。

第三，要注重文化叙事。

中国政治故事通过文化传统的叙述来进行，往往更具有说服力。把中国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背后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呈现出来，是一种中国政治叙事比较好的方法。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过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我自己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实际上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尝试从中国古老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这个视角，来介绍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一方面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同时也是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叙事提供了新的视角。

比方说我多次讲过这个观点，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它不需要别人认可，它可以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过去就和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还是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