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的作者们甚至在2019年发表的早期版本《作为战略手段的抗议：香港反独裁运动的实验性证据》中透露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以激励的方式探出受访对象对即将到来的抗议活动的参与计划，以及他们先前对其他人参与抗议的看法。在抗议发生前一天，我们随机向一部分受访者提供了其他人抗议计划的真实情况，并再次以激励的方式引出他们的抗议支持率这种后验性观点。”

这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做这份研究的真实目的：究竟是在观察一个现象后，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还是以研究之名，做“颜色革命”的组织者、策划者、激励者？

巧合的是，他们在文章的后面就“暴露”了意图。

在作者们所谓的“克服困难”一项，他们提到“因为香港的‘民主’人士有抗议的传统，所以既有的抗议能让我们实时获得前瞻性的观点。”

而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作为研究目标，他们又“可以用激励的方式，提前得到超过1200名大学生对他们同学参与即将发生的游行的看法”，从而“随机地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进行信息处理，并引导得出后验性的观点。最后，“引导出学生自己的抗议参与行为”。

与其说，这是在介绍自己遇到的困难，倒更像是“研究者”的“计划”。而这一部分，也在该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上”有所阐述。

该论文称，“我们的目的是鼓励那些不用支付明确费用的抗议，因为直接给钱（去抗议）可能会产生一批依从性的对象，这与我们想研究的典型性抗议参与者非常不同。”

但他们找到了维持“客观公正”的退而求其次——为有条件的行为付费，即为了那些提供信息，帮助统计抗议人数（规模）的人付钱。

上述实验一共招募了1100名被试学生，他们都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总共849人完成了全套实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所有受试者都会进行基础调查。基础调查的问题主要是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完成调查可以得到300港币劳务费的承诺。

第二步，如果参与者被分到对照组，那么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干预；如果受试者被分到实验组，2017年6月30日晚他们会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过去有许多同学会参加7·1游行，所以我们邀请部分同学明天帮我们更好地统计7·1游行的参与人数。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参与，为科学做出贡献。在游行中，这仅仅花费5分钟。一旦你们上传了所有数据，我们会提供350港元的报酬。”

实验发现，短期的激励（支付受试者报酬）使得2017年的抗议人数增加了10个百分点。此外，短期的奖励能够导致长期的政治参与，即2017年的间接奖励使2018年7月的参与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对持续政治参与的促进，不是通过改变受试者政治信仰、倾向或者态度，而是与社会互动存在关联，比如在游行现场建立的“友谊”。

论文的结论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参加一场抗议的激励措施会增加随后抗议活动的出席率；一次性激励性动员会产生积极后果，而社交网络层面的动员对于持续的政治参与非常重要。

在该论文2019年版本的附录部分，我们看到了论文作者们为香港学生“量身定制”的的问卷。其中还有建议受访学生将报酬捐献给“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内容。

此外，在论文中他们还设计了有关香港地铁的相关问题。（如图）

而毫不意外的是，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中，暴徒最有针对性的目标，就是香港地铁。

说白了，这很可能是借“研究”来给“颜色革命”踩点。

对于研究型论文，伦理审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篇论文注释中写道，他们通过了慕尼黑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批准。受访者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是否予以批准，他们并未提到。

不过，在论文附录中，研究人员狡辩称，“我们也在实验干预前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在我们进行实验干预两年多后，2019年11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致信我们，要求我们删除引用香港科技大学伦理批准我们研究的文献。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超出了提案所批准的范围。我们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了科大的要求。我们没有偏离科大批准的拟议研究。我们预先提交了关于这项研究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对我们的提案进行修改的请求。此外,我们精确地执行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

此外，论文进一步声称自己的研究在操作过程中符合伦理要求：“参与7·1游行是明确合法的，而且在研究之前的所有年份都是和平的；我们研究的游行保持和平，在研究的两年中没有任何抗议者因任何罪行而被起诉；我们的实验相对于我们研究的7·1游行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