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美国加剧了中西意识形态对立,意识形态在中西都很牵动人心,我们如何既不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妥协,坚决回击,又尽量不让这一斗争向中西关系的其他领域扩张蔓延,帮着促成美国精英所推动的中美及中西“脱钩”? 第七,很多西方企业文化中自带了西方价值观和他们的利益,在中西摩擦加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处理它们与西方政治上有时不干不净的联系,确保我方的阵营不断扩大,而且是有质量的? 第八,在当前和今后美国不断拉拢、怂恿一些力量对华挑衅的时候,我们该不该“杀一儆百”,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实践这一智慧,怎样评估这样做的收获与风险? 老胡只理出这八条,中国显然还有更多难处。我想说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它意味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需要国家的超级驾驭能力和全社会在行为上的创造性协调。 我们既要坚定,也要有韧性和弹性。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有限,而且只能围绕个人舞台开展奋斗。 来源:胡锡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