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上，有关“新清史”的争论再起波澜，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与汪荣祖教授当面交锋，就“新清史”主要观点与“汉化”“帝国”等概念进行商榷。欧立德指出：自梁启超和章炳麟到顾颉刚和傅斯年、范文澜和钱穆，或目前的汪晖、秦晖或许纪霖，都在寻找对这两个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的解释：在一种民族国家的跨国秩序里，何为“中国”？
“中国”是什么？然后，在一种充满变化，连语言和认同都不稳定的现代世界里，如何做中国人？如何塑造或重建现代中国人的认同？正如德国史学家巴托夫所说：“当一个强国以它的过去作为决定国策的参考点（或者有如此的姿态），那么这个强国的过去（或者对过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厘清“帝国”词义和语用的演变，探讨传统中国是不是帝国这一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在方维规教授邀请我参加本届高端论坛的邀请函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朝代边界的变动与更替，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文明的交错与容受，无不对原有意识结构形成冲击。在此意义上，内/外，中心/周边，文明/野蛮，普遍/特殊等二元对立的自我认识范畴，都须回置到特定历史过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过这种知识考古，才能回应现代中国认同焦虑的核心：什么是中国？如何重做中国人？事实上，如此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这当然就对了。
自梁启超和章炳麟到顾颉刚和傅斯年、范文澜和钱穆，或目前的汪晖、秦晖或许纪霖，都在寻找对这两个最基本的、最关键的问题的解释：在一种民族国家的跨国秩序里，什么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