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聪进一步说，上述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三方面：在法律层面，从2014年日本内阁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到2022年“安保三文件”写入拥有“反击能力”，再到今年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战后约束框架被逐层拆除；在预算与能力层面，日本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约2%提前实现，远程导弹从采购进入实战部署，统合作战司令部正式设立；与此同时，日本正触碰核门槛和修宪这两道最后防线。

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却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打造“和平国家”形象。高市早苗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声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共同社报道说，高市早苗在本月7日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的代表质询中再次作出相关表态，称“任何国家都已经没有援引（‘敌国条款’）余地”，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做工作，推动删除这一条款。

孙晓波8日强调，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韩国KBS电视台8日称，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日前表示，删除“敌国条款”或将日本引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与和平宪法相冲突。报道说，石破茂的表态与外界对高市言论的批评一致，即她的所谓呼吁在国际社会缺乏实际效果，只是面向日本国内的政治表演。

《东京新闻》近日的社论称，现政府将防卫产业定位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并提出促进投资的方针。日本防卫省的专家会议则要求研究引入由国营工厂制造武器的“国营兵工厂”制度。如果防卫费持续增加、武器制造不断推进、防卫力量持续扩张，那么这条路的最终走向无疑是日本又将成为一个不惜动用武力的军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