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据3：质疑日方所谓民意调查的真实性

对于日方民调，俄方更是直接在调查方法和政治代表性层面就提出了质疑。俄方认为，样本选择和提问方式具有导向性，日方放大对自身有利的个人意见，却弱化地方行政机构和代表机构的正式立场。按这一逻辑，随机受访者的态度不能取代法定政治机构，更不能直接转化为领土归属依据。

俄方的重点是深一层的反击，也是对“谁有资格代表岛民”的质疑。在日方框架里，个体受访者的态度本身就是政治事实；在俄方的框架里，居民仍属于俄罗斯政治共同体，其意见必须通过法定制度表达。前者强调个人选择，后者强调制度代表性。于是，一张问卷到底只是社会调查，还是能够被解释成领土政治的依据，本身就成为双方争论的一部分。

对于无签证交流和人道援助，双方解释更是完全相反。日方称其为增进理解的“和平桥梁”和对困难邻居的帮助；俄方则把它解释成对边疆社会的长期“心理干预”：通过利益、体验和人际交往培养依赖感与好感，逐步软化岛民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也就是说，日本最得意的“民间交流”，在俄方叙事中恰恰成为需要警惕的政治工具。

论据4：强调日本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法兑现自身承诺

针对俄罗斯的军事顾虑，日方辩称冷战已经结束，俄日关系不再具有过去的军事对抗性质，随着战略武器削减和双边关系改善，继续把四岛当作军事屏障已经过时。日方还表示，即便岛屿归还，也考虑限制自卫队部署甚至不设军事基地，俄日完全有可能发展成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俄方的反驳抓住了美日同盟这个不利因素。俄方认为，如果只是俄日双边问题，“限制自卫队”“不设基地”等承诺尚可讨论；但日本的安全政策并非完全独立于美国。一旦主权移交，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美军能否进入，都不能由东京单方面保证。俄方还援引1996年美日安全联合宣言反问：如果冷战后的军事对抗已经失去意义，为什么美日安全合作仍在强化？南千岛群岛又关系到鄂霍次克海方向的重要通道，因此俄方不可能用永久性的领土变化去交换另一国当下的政治承诺。

这也揭示了日本公共外交的结构性上限。对地方居民而言，交流越频繁，日本越像一个方便富裕的邻居；但对俄罗斯而言，莫斯科必须计算美日同盟与远东防务等长期战略风险。因此，日本的对俄传播出现了一个悖论：日本在岛民层面的影响越明显，莫斯科越可能认为外部影响正绕过正式谈判进入边疆地区，从而提高安全警惕。1990年代地方交流明显扩大，领土谈判却并未同步取得决定性突破，这正说明“社会认同改善”很难直接转化为“国家主权让步”。

2025年俄学者新书指出，美俄全面对抗下，日本已然从美国追随者升级为亚太遏俄战略的前沿、技术与军事支点。

论据5：用日本材料反驳日本

俄方回应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论证并未局限于俄方自身档案，而是大量援引日本官方地图、行政文件、议会记录、地理资料及日本学者研究，以日方史料反证日方主张。

《俄罗斯与日本：通往和平条约道路上遗漏的里程碑》书中第27问和第28问原文

针对第27问——“难道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日本政府不是一直认为国后岛和择捉岛属于其已放弃的千岛群岛吗？”——作者引用1951年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熊雄在国会答辩中的表态，该表态明确承认国后、择捉属于千岛群岛并已依约放弃；作者同时指出，日本政府自1946年依据盟军指令将两岛划出行政版图，直至1960年代后才改变立场。

针对第28问“1946年苏联通过了关于兼并南萨哈林（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法令，难道日本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俄罗斯的领土吗？”，作者进一步列举：1930年《日本地理百科全书》第10卷及1936年《日本地理图集》所载地图，均将齿舞群岛与色丹岛标注为千岛群岛的一部分；1946年日本内务省出版的地图亦将南萨哈林及千岛群岛划为苏联领土。此外，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规定苏联在缔结和约后向日本移交齿舞、色丹两岛，日方予以接受。依国际法原则，领土转移须以转让国拥有合法主权为前提，日方接受该承诺即构成对苏联实际主权的承认；若否认苏方主权，则该转让允诺失去法律基础，日方接受亦不具效力。因此，日方上述接受行为被视为俄方主张领土主权连续性的重要佐证。

同时，作者所引日本学者高仓新一郎《千岛群岛史纲》与奥村丽一《千岛小笠原史考》的研究也证实，日本在历史上曾将国后、择捉、色丹及齿舞群岛明确视为千岛群岛的组成部分，而非如后来所主张的“北方领土”特殊分类。这一论证策略有效降低了受众的“来源防御”心理——若俄方仅依赖本国档案，日方可轻易归为“俄方单方解释”；但当日方自身的历史地图、行政文件及学者研究均与俄方立场一致时，日方则不得不解释其自身资料为何发生前后变化。

阿拉京引用的1954年东京出版、经日本文部省批准的中学《社会科地图集》中的日本国界线插图，证明日本官方出版物实际上并没有将“北方四岛”视为日本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