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暴露了叙利亚最现实的处境：一个刚刚结束14年内战、军队尚未完成整合、经济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的国家，很难再与以色列进行一场正面战争；与此同时，任何政府都无法长期接受外国军队借叙利亚虚弱之机继续控制本国土地的巨大耻辱。

未来几年，真正衡量沙拉政府能力的指标会越来越具体：中央政府能不能重新掌控合法武装力量，不同地方军事集团能不能进入统一国家体系，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能不能获得基本安全感，以色列是否能够退出2024年以后新进入的地区，数百万难民有没有条件回家，经济、住房和基础设施能不能逐步恢复。

对于一个被战争严重掏空的叙利亚来说，重新建立法院、军队、税收、社会信任和全民共识，很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阿萨德出走莫斯科已经接近两年，叙利亚过渡政府很难继续把所有失败都归结为前朝遗产。真正决定叙利亚能否走出“阿萨德时代”的，对内是过渡政府能否让法院只对证据负责，让军队只服从国家，让不同教派不再担心下一轮集体报复，对外则是能否让外国力量不再将叙利亚的虚弱作为领土扩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