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鲍韶山】

在墨尔本工会大厦一间座无虚席的房间里，新成立的“澳英美联盟公共委员会”开始了它的工作。这个由前联邦部长彼得·加勒特领导的委员会，其成立完全源于人们对于核潜艇计划日益加深的忧虑：这项堪称澳大利亚近代最重要的战略协定之一的协议，推进过程却缺乏充分审议。围绕核潜艇项目落地难度、巨额成本开支以及国家主权受影响等争议不断发酵，最初零散的质疑声，如今已然演变为全民热议的公共话题。

于是，2026年6月启动了一项专项调查，其委员包括退役海军上将克里斯·巴里等人，针对的正是2021年宣布的价值3680亿澳元的澳英美联盟协议。委员会将举行公开听证会、收集意见书，并审查可交付性、核废料管理、成本及战略契合度等问题。支持者们认为，联邦议会从未针对该协议开展充分辩论，也暴露出这项澳洲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承诺背后，存在明显的民主缺位问题。

不过，该委员会的探讨范畴早已超越核潜艇本身。

澳英美联盟引发的诸多争论，触及了更为深层的核心矛盾，也是两股历史潮流碰撞下必然迎来的时刻。这是一个由两股历史力量碰撞所带来的清算时刻。一方面是国际格局的变迁：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维持三十年的单极主导格局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则根植于澳大利亚长久的历史底色：作为身处亚洲的移民国家，这片土地始终萦绕着身份焦虑，对华心态也反复摇摆。

两股力量交织之下，澳大利亚不得不直面历代人一再回避的深层难题。

资料图：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现有的科林斯级柴电潜艇沃勒号（Waller）。法新社

远不止采购争议

委员会收集到的各类担忧绝非杞人忧天。批评人士直言，澳大利亚计划引进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交付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多年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造船厂甚至难以满足美国海军自身的需求。作为联盟第三方的英国，同样深陷工业产能与作战能力不足的困境。

美国造船厂（主要是通用动力电船公司和亨廷顿英格尔斯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一直未能达到每年建造两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目标，近年的年建造率徘徊在1.1至1.2艘左右。由于劳动力短缺、供应链问题、新冠疫情干扰以及优先建造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船厂积压订单不断增加，交付时间从疫情前的3至3.5年膨胀至五年以上。

美国希望造船厂每年建造2.33艘，以同时满足自身需求和澳英美联盟（为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目标；但近期预测显示，即便在高度乐观的预期下，美国也要到2032年前后才能实现年产两艘的计划。这已大大落后于原定时间表。与此同时，就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访问英国之际，媒体报道称，英国五艘核潜艇中竟无一艘在役；它们全部都在干船坞中。

面对产能短板，澳大利亚已承诺投入巨额资金助力美英完善军工体系（向美国投入超过46亿澳元，向英国投入同等巨额资金），可时至今日，澳方仍未收到任何一艘新潜艇。为填补战力空缺而启动的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也接连遭遇工期延误、成本超支等问题，多重规划接连受挫，战略布局陷入重重困境。

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调整核潜艇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3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1艘新潜艇加上2艘二手潜艇 IC photo

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在委员会作证时，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主权。任何由澳大利亚操作的核潜艇，都必然嵌入美国的指挥架构之内。这也引出核心疑问：澳方究竟能否掌握完整作战能力，还是仅作为美国大战略框架下的执行方？这让我们回想起美国外交官库尔特·坎贝尔曾在私下坦率的评论：澳英美联盟协议成功将澳大利亚“拉下墙”，使其未来四十年的安全与战略路线完全依附于美国，这番言论也让外界对主权问题的顾虑愈发强烈。

埃文斯认为该协议堪称澳大利亚外交史上最失当的决策之一，它牺牲了本国外交与战略自主空间。一旦爆发一场冲突（例如在台湾海峡或南海周边爆发冲突），美国极有可能调用澳方核潜艇，而双方装备与指挥体系的互通设计则引发了人们对澳大利亚独立控制权的怀疑。批评者指出，1951年签署的《澳新美安全条约》并不承诺美国在澳大利亚遭受武装攻击时一定使用军事力量，这使得该安排具有不对称性。

这些担忧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将核潜艇作为澳大利亚防务核心的合理性。据保守测算，该项目至21世纪50年代中期总耗资将达3680亿美元。巨额开支挤压了无人机、导弹、网络作战等装备的研发投入，而这类非对称作战力量，其实更契合澳大利亚的地理特征。从国防角度看，核潜艇计划的机会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尤其考虑到休·怀特和萨姆·罗格芬等人已提出了更具成本效益的防务战略替代愿景，他们都认为，澳英美联盟安排不适合完成保卫一个广阔、偏远大陆的任务。

但仅仅关注澳英美联盟的技术优劣或缺陷，便会忽略背后更深层的议题。这场争论的核心，实质上是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未来定位的争论。

单极时代的终结

三十多年来，澳大利亚的战略假设一直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国际秩序之上。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全球主导地位。凭借海上控制权、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领先的科技实力与金融霸权，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绝对话语权。

澳大利亚在这些条件下蓬勃发展。事实上，其战略思维也早已适应了美国主导格局带来的稳定态势。如今，这些确定性正在消退。

无论人们将当前的发展解读为霸权衰落、权力扩散或是国际格局过渡，很少有严肃的观察家会否认世界正在远离单极化。经济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先进技术加速普及，昔日看似牢不可破的军事优势，如今也面临激烈竞争。

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大幅提升，亚洲整体经济体量彻底改写了世界格局。金砖国家扩容、新型金融合作机制涌现、地区大国纷纷谋求战略自主，多极化趋势愈发清晰。美国在诸多核心领域仍保有优势，但已无法实现全面主导，形成了学界所说的“不完全单极”或“实力相对弱化的单极体系”。

这种转变令澳大利亚战略界陷入迷茫。国防文件一边沿用传统威慑理念，一边承认竞争加剧的现实。却始终回避核心问题：为单极时代量身打造的战略，已难以适配多极世界。

围绕英美打造联盟的焦虑情绪，恰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性。加倍深化与一个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的融合，只会让澳大利亚固守陈旧的战略思维，无法打造出适配权力多元化新格局的灵活防务体系。

前沿部署优势不再，美国亚洲威慑体系濒临瓦解

近期中东冲突的影响远超西亚地区。它们对美国自二战以来在亚洲的力量所依赖的整个战略架构的可行性，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几十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延伸威慑体系一直依赖一个简单的命题：部署在日本、韩国、关岛以及日益在菲律宾的前沿部队可以凭借部队的战场生存能力与作战效能，形成有效战略威慑。这套体系默认海外军事基地是绝对安全的后方支点，美军可在此集结并投送绝对优势军力。而近期一系列冲突，彻底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

本轮与伊朗的战争暴露了固定军事基础设施在面对大规模导弹袭击、无人机蜂群和精确打击时的脆弱性。商用卫星影像证实，美军中东多处基地遭遇损毁，伊朗采用的饱和打击战术，接连突破多层防空拦截网络。这一实战教训极具警示意义：如今精确打击武器与低成本智能化作战装备快速普及，战争攻防天平已彻底向进攻一方倾斜。

让这些事态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伊朗现有的作战能力，与中国相比悬殊。中国的导弹库存、工业能力和自主系统远超德黑兰。在中东基地暴露出的防御短板，在西太平洋地区只会被进一步放大。如果美国的防空系统难以保护基地免受伊朗的齐射打击，那么面对实力更强的解放军，其亚洲前沿基地的生存能力可想而知。正如詹妮弗·卡瓦纳最近指出的，如果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被证明无法抵御伊朗的攻击，那么在亚洲对抗中国的基地生存前景更是堪忧。

与此同时，美军弹药储备不足的困境也日益凸显。多年支援乌克兰、支持以色列的需求以及与伊朗冲突的损耗，已经使关键弹药和拦截系统的库存捉襟见肘。有报道称，“战斧”巡航导弹、高端防空拦截弹损耗速度极快，补齐缺口需要数年时间。美国国防部内部也弥漫着焦虑情绪：在兼顾全球多地防务承诺的前提下，美军是否还有充足能力，落实亚洲区域的应急作战预案。

一系列现实困境，正在颠覆美国战后亚洲战略的底层逻辑。延伸威慑能否落地，既取决于政治意愿，更依托于有利的军事力量对比。如今就连美国资深战略界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过往的军力平衡格局已然不复存在。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中最具影响力声音之一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一再指出，亚洲的军事平衡已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

近期，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对分担责任和盟友承担更大责任的强调，本质上也是承认，美国再也无法独力充当亚太地区唯一的安全保障者。赫格塞思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旨演讲中，甚至将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定义为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强国能充当地区霸主。这就意味着美国凭借绝对军事优势掌控区域格局的时代，已然落幕。

2025年2月，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明尼苏达号在西澳大利亚州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斯特灵基地停靠。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