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国还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塞入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条款。观察认为，相较拜登时期的“小院高墙”，特朗普政府将对华限制条款系统性地嵌入美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制度框架中，形成投资、供应链、情报与外交的三重封锁体系。法案的最深用意在于，在AI、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核心领域，防止中国通过资本与技术交流融入全球创新生态。

对此，熊李力分析这正好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需要尽可能从中美关系当中收获其所期待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现实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是希望永久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尤其是通过在技术领域实现垄断霸权来永久维护所谓对中国的竞争优势。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做法是徒劳。以人工智能竞赛为例，中美作为全球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平分秋色，美国在算力芯片、基础模型和生态布局上占据先发优势，但中国具有能源供给和大模型本土化应用优势。近期，包括芯片巨头英伟达在内的美国芯片公司就屡屡表态，认为美国对中国搞芯片出口管制，让美企失去巨大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中国的自主研发，在算力芯片和基础模型领域追赶美国，这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夯实科研，广纳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地缘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刻羽分析指出，西方遏制政策存在显著反噬效应。研究显示，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平均增加18%，两年后国内专利申请增长17.6%，通过创新弥补高科技产品供给缺口。同时，这些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国内市场份额也随之提升，而美国相关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遭受巨大损失。另外，在知识传播方面，封锁已成为不可能，十九世纪尚可通过控制机器封锁技术，如今技术传播渠道多元，知识网络互联互通，封锁策略已完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