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闻：这两天中美元首、日美首脑通话，似乎就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有互动，您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庚欣：我们需要解读这个涉及中美日三边的两次重要通话。虽然各方都没有公开全部的通话内容，但是基本的脉络和逻辑关系是很清晰的。

首先是特朗普代表美国希望调解中日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希望不致影响来之不易的中美经贸谈判结果落实，不致影响他明年访问中国等重要政治日程，当然也是不希望日本干扰美国构建美中相处之道的节奏和成果等。

其次就是中方“相向而行”地接听美方电话，而且中美谈得很顺畅，双方谈后都用了很正面的词语来描述通话的氛围。一般都比较谨慎评估的中方，这次也用了“积极、友好、富有建设性”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以往中方对中美元首会常常运用“坦率”这个词，“坦率”当然就是表示有重大分歧并未谈拢，尽管“坦率”本身也是一种成熟关系的表现，但是“坦率”毕竟和这次的“友好”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次中方少有地用“友好”来形容通话的氛围，而没有出现“坦率”这个词，说明这次中美谈得很好，中方很满意。请注意：这次是美方主动要打电话，而中方接听，并对会谈很满意，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信号，不仅是理解这次三边互动，而且是理解目前中美相处之道和相互关系状态的一个重要依据。

这次的三方互动是在中日正在进行激烈的、带有冲突性的博弈之际展开的。美国的调解是主动先约中国，会谈了一个小时，而与日方只谈了二十几分钟。从公布内容看，中方是把上次中美元首会晤时没有谈及的台湾问题补充并强调“中美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美方表示了“理解”的态度。而事后特朗普推文赞扬这次谈得好，但没有涉及日本和台湾的内容，只是兴致勃勃地谈了中美经贸和中美元首互访的安排，之后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着眼于大局了。”我认为，这表明特朗普今天的大局观或价值观，即涉日、涉台的事并非大局，而中美互动特别是经贸互动才是“大局”。这又是一个很重大的信号。

而对于美日通话，特朗普并未特别提及，高市见记者也是语焉不详地敷衍了事，和日前特朗普访问日本时的氛围明显不同，双方谈得似乎并不融洽。因为如果特朗普有为之“撑腰”“背书”的表达，高市出于目前的被动局面肯定会有所流露。

其实这次中日的矛盾是直接涉及美国的，因为高市所谓的动用集体自卫权，它的主体是美国，日本是谈及美国时提出了介入的可能性，这对中国是严重的挑衅，对中美关系则是一个明显的挑拨。但是，中方从一开头就没有把美国作为主要对象，因为美方尤其特朗普并没有做这样的挑衅性发言，是高市跳出来，以一个并非主角的身份发表了挑衅中日关系、同时也破坏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错误言论，刻意希望把美国拉进这趟浑水之中。

而特朗普从一开头就比较清醒地避开了这次危机，尽管这几天美国驻日本大使和在台湾地区的所谓代表也表达了一些对高市言论的同情，但毕竟是一些摆不上台面、缺乏真正决策意义的言论。特朗普经过了几天沉闷之后，明确作出了今天这样比较明确的表态，对于中美日三方都是有正面意义的。

这再次表明，相对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似乎更成熟一些，围绕经贸、科技以及台海局势等案例的互动，表明中美之间越来越将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对手或伙伴，在重要场合下总是会使对方感受到这种“战略待遇”。这种有意识靠近现实、相互定位的做法，是一种“成熟”的大国关系的重要标志。相比之下，日本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中日关系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因此导致许多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背离，形成了包括这次事件在内的失调现象。日本需要参照中美关系的互动。

这次的事件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表明中美两个大国合作确实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和实事。包括在日本就中国核心利益和地区稳定以及战后秩序等重大问题发表错误言论时，中美成熟合作，就可以稳定局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觉得这个案例甚至比这次事件本身更有意义，因为中美成熟互动的这种相处之道和具体解决问题的态势，对今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构建，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直新闻：这次特朗普与中日双边的通话互动，似乎表明美方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作用，您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庚欣：应该指出，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中美虽经风雨，现在矛盾也不少，但是中美始终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而且都是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大国。无论在文明背景、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今天中美毕竟是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而美日在战后的安排中，就是一种极特殊的“依附性双边关系”，这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随着80年的变迁，日美关系也在变化，但是美国对日本的长期控制，特别是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贸易等各方面，仍然具有相当的、带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我一直认为，对于日本而言，美国其实直到今天还是日本的一个重大内部因素即内因，并不仅是外部因素。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今天美国还是会在相当程度上当日本的家，这是一对特殊的关系，可能在短期内还很难改变，尽管日本和美国也具有很多不同的国情特点及发展目标，但至少目前还是要在一些大事上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它们之间的“恩爱情仇”不仅是实力上的“美强日弱”所决定，更有着很多深层的制度、双边情感和利益互动、磨合等因素。这是我们观察日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这次中日涉及台湾的博弈，美国和日本其实是有着不同发展轨迹和利益诉求的。过去日本曾经有侵占、殖民台湾的历史，欠中国人民的债太多了，且至今仍然在涉台问题上制造麻烦。而美国，虽是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两岸矛盾的祸根，但毕竟在二战中与中国同为盟友，浴血奋斗、相互成就。尽管在今天，中美的矛盾因为涉及美国霸权地位而似乎比中日矛盾更深刻一些，但是，中美也因为“相互均衡的力量关系、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和高度共有的风险关系”的“三位一体”格局，以及中美元首的成熟引领及18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互动，更能够找到成熟的相处之道。而且中美双方越来越认识到，双边关系本来就是今后几十年世界最重大的事情，中美相互的战略认知端正了，即“第一粒纽扣”如果扣好了，台湾问题也不是不能妥善解决的。

其实，美国在对台政策上一直有两面性，这种现象具有深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因背景，而且还不断处于

变化波动之中。当年美国二战后在“台澎金马归还中国”上的表现，明显比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苏联在蒙古问题上的表现要好。但1949年后尤其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一直是台海对抗的祸根。1972年中美终于破冰，但联合国涉台博弈，美国依然故我，即使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美国还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817公报”发表后，美国也对台提出了“六项保证”。但是，所有这些多重的干扰，都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咬定青山”“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决心，都没有阻挡中美关系的迅猛发展。

同时，两岸关系也在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急流险滩，在2005年后逐渐实现了“两岸和平发展新格局”，这个积极的发展进程，不仅有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也有来自美方的“建设性作用”。例如本世纪初，在遏制“台独”冒险等方面，美国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正如2012年4月，时任国台办主任王毅访问美国，会见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上一任驻华大使）所强调：“中方希望美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今后的中美、中日涉台博弈依然会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把握住主要矛盾——中美良性互动，就可以带动包括日本在内（日本毕竟是美国的跟班，尽管时常显现出特殊的对台情结）的外部环境，逐步展开有利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