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历史特殊VS综合实力有限

除了对俄乌冲突进行斡旋外，土耳其还在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供调解。据英国《阿拉伯周刊》网站报道，土外长费丹今年4月与哈马斯代表团就加沙停火举行会谈。《每日晨报》则称，2024年12月，土耳其帮助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决议，缓和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持续一年的紧张局势。2023年4月苏丹局势突变后，埃尔多安提出希望苏丹对立双方到安卡拉进行直接会谈，苏丹军方领导人则对土耳其的提议表示欢迎。

《每日晨报》还举例说，2010年，土耳其发起了涉及波黑、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三边合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下，相关方迄今已举行了9次外长级会议，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在克罗地亚举办的。2011年，土耳其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起启动了“亚洲之心”伊斯坦布尔进程，寻求促进地区对阿富汗稳定的自主。土耳其还通过联合经济项目促进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建立信任的行动。

“土耳其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遍及各种冲突地区。”据《每日晨报》报道，俄乌在土耳其的会谈反映了土耳其在实施一项长期战略，增强其在全球调解中的作用。半岛电视台日前称，在过去15年，土耳其已成为重要的外交参与者，其影响扩展到整个非洲。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其进行外交调解的很多国家都拥有利益，包括在索马里拥有大量军事存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奥兹基齐尔奇克评价说，以前，像瑞士这样与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中立国家会进行调解，如今，土耳其成功地在与其有外交、经济和地缘政治利害关系的冲突各方中进行了斡旋调解。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发文称，土耳其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使其将自己定位为“中间人”。邹志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耳其在多个地区冲突中积极开展斡旋外交，受到其大国追求、战略自主性和国家利益的共同驱动。李亚男认为，土耳其进行外交调解的突出优势在于其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多元身份。除了是西方的盟友、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成员国之外，土耳其也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与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历史和宗教联系，能够动员的外交资源丰富、能够开展沟通的渠道多样、能够参与的对话平台多元，这为其充当调解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李亚男认为，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但综合实力有限，缺乏强制保障斡旋协议落地实施的能力。此外，土耳其在一些调解活动中被认为立场“不够中立”或借机“谋求私利”，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和芬兰启动加入北约的进程，但安卡拉以自己手中的“否决票”为筹码，要求两国在库尔德武装等问题上做出让步，这让欧洲各国对土耳其能否在涉及欧洲安全的地缘冲突中扮演一个可信的“调解者”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