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是不同的，而且现在仍然不同，即使现在在美国可以买到优质葡萄酒、面包和咖啡，在欧洲也有牛仔裤和说唱音乐。正如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它们对自由、言论自由和政府适当角色的概念定义是不一样的，尽管他应该有礼貌、理智地强调我们有多少共同点，并承认分歧与他无关。

他们的心态从来都不一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说：“美国人的想法令欧洲人恼火，就像电锯激怒松树林一样。”的确如此，尽管英语现在是欧洲的通用语言，但是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人来说，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并没有变得更加透明或可预测。

从长远来看，一个更正常的美国政府将会回归。随之回归的还有富有成效和可预测的关系、合作与友谊。但是，经历了过去两个月之后，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存在信任。一届特朗普政府是一个错误；两届特朗普政府，可以正确解读为永远无法修复的分歧。大西洋联盟可以重建，但是它的基础将永远不一样了；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一个装备精良的欧洲——甚至像波兰总理最近建议的那样，包括一个拥有更多核国家的欧洲——将是一件好事。一个在物质上和心理上摆脱对美国非自然依赖的欧洲，对双方都有利。

然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种不信任应另当别论。这个人、这些想法和这些结构性条件地狱般地融合为一体，欧洲此刻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如果它从心理依赖中解放出来，打开自己的金库，释放民主社会的能量，它就能保卫自己，包括乌克兰。同时，我怀着最深切的遗憾说，任何相信特朗普政府官员口中的任何承诺的欧洲领导人都是傻瓜。(责任编辑：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