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基相认为，正如巴里·格温（Barry Gewen）在他对基辛格的研究“悲剧的必然性”中所证明的那样，基辛格的“现实政治政策”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实力，同时阻止一场可能吞噬世界的“大国烈焰”。基辛格准确地看到，在1960年代后期，完全依赖硬实力变得站不住脚。热点问题频发激发了各国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妥协的欲望。他认识到这种转变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使美国能够结束越南战争，同时开始与苏联和解并与中国建立关系。

“基辛格精神”的现世意义

在《第二世界：新全球秩序中的帝国和影响》的作者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看来，基辛格人生底色是偶然性和能动性不断的互相作用力，他的一生“既被瞬间创造，又创造了瞬间。”这应证了一个很古老的思辨问题——“是人造就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人？”答案是，两者互为因果。

在基辛格进入权力中心这个漩涡的时候，一系列热点问题几乎在同时发生，范围遍及越南、智利、罗得西亚、埃及和孟加拉国，对于基辛格来说，每一个选择都背负着巨大的风险。年轻时立志成为一名会计师的基辛格，在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下，作为政治家孜孜不倦地工作，追求地缘政治平衡，在持续不断的动荡中寻找一个稳定的秩序。

虽然基辛格本人并不认同外界将他的外交政策方法描述为“现实政治”，即根据眼前的实际考虑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坚持一套固定的原则或意识形态。然而，“在如今多极的全球政治生态中，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务实的精神。”卡纳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基辛格给当今世界的教训》一文中写道，从始至终，美国一直低估大大小小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基辛格的知识和政治讣告已被写了一千遍，但他仍然因其积累的全球经验和文化敏感性而受到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