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加沙地带人道危机加剧，国际社会期待作为世界和平与人权事业核心维护者的联合国在促进停火止战和冲突解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连续多份巴以问题决议草案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流产、联合国秘书长因相关表态被以色列要求“不道歉就辞职”以及联大新通过的决议难以得到落实等，不仅对联合国在国际协调斡旋中的权威提出挑战，也进一步引发对联合国全球治理效力减弱的担忧。

实际上，联合国权威受到挑战已非一朝一夕，根源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当时，联合国就在处理国际危机时受到大国利益干扰，美国和苏联都将联合国视为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试图通过联合国向其他国家施压。同时，“一票否决权制”一度限制联合国在国际危机处理中的灵活性，任何常任理事国都可否决安理会的决议草案，导致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无法及时得到解决。冷战结束后，情况并未立即得到改善。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经联合国授权便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对南联盟展开轰炸。2003年，美国在联合国武器检查团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下，悍然入侵伊拉克。2011年，北约等不征求联合国意见便对利比亚实施军事行动。

以历史镜鉴现实，可以看到联合国权威受到挑战的一些原因。其一，新兴大国与传统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联合国体系内产生放大效应，限制联合国在全球问题上协调效能的发挥。新兴大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和规则产生深刻影响，它们渴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而传统强权国家又恰恰不愿意自己的话语权遭到挑战。这就使联合国的协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应对挑战的成本急剧增大，甚至影响到了诸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解决。以新冠疫情为例，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联合国抗击疫情的协调行动效果显得有限，部分原因就是在卫生和科学领域的挑战之外，联合国还需应对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导致的信息交流受阻、资源分配不均等困难，权威性难以得到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