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支持中东国家也满足印度现实的发展需求。毕竟，中东国家不仅是印度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也是重要的侨汇收入来源。大量印度侨民远赴中东打工，汇回的劳务收入为常年贸易逆差的印度带来了难得的流入资金。而随着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冷战初期建立军事同盟，印度也逐步趋近苏联，支持巴勒斯坦既符合苏联外交方针，也符合以印-苏关系对抗美-巴轴心的叙事。

除此之外，印度穆斯林也是国大党的重要票仓，支持《两国方案》，既有安抚国内穆斯林的现实需求，也有压制国内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考量。

1998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印人党顺势赢得大选，为印度外交注入更多宗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远比尼赫鲁更偏重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在印人党政府看来，国内层面，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是需要拉拢团结的首要群体，而推行具有“反穆斯林色彩”的国内外议题往往可以达到这种目的。

国际层面，印度“扩大战略空间”意图始终面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压力。例如，巴基斯坦作为印度域内头号敌手，不仅寻求“解放”南亚穆斯林群体，并且同印度存在领土争端。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的巴以冲突中，印度亲阿拉伯国家立场鲜有获得任何收益。例如，约旦、伊朗、土耳其都长期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而伊斯兰国家组织则强调克什米尔自决问题，并区分“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这被印人党视为严重侵害国家安全利益。

此外，以色列和印度同样面临“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具有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天然和共同的利益”。同时，以色列在美国政治和战略事务中具有巨大影响力，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杠杆。

受这种外交思想影响，冷战后印度的中东外交政策，尤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出现明显偏转。一方面，印度开始降低在巴以问题上批评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声调。另一方面，印度全面发展印以外交关系。印人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希望借此达成两大目的：一是表明印度的中东政策已然改变；二是希望通过创立一个新的战略联盟以平衡地区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涵盖犹太复国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基督教十字军的联盟可能正在形成，而这种联盟一旦成型，必将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层面形成复杂的勾连和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