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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2019-12-03 12:02:25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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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战后一代而言,在后记忆中回忆那些士兵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那些人也是战争的施害者。根据国际法,日本军队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行和无数野蛮行为。但是,虽然他们是杀人犯和掠夺者,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亲,爱我们,为了我们而战斗、被杀和牺牲。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法否认;个人家庭的逻辑和政治逻辑间的矛盾无法忽视,让后记忆无所适从。“我的家人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父亲再卑鄙,也是父亲。”“保护爷爷!”一方面想要维护亲人,另一方面又渴望了解真正的家庭历史,个人忠诚与历史真相的困境,正是战后一代人战争遗产中的核心问题。

后记忆之所以对日本战后而言非常复杂,还因为代际间的亲近性和依赖性。长久以来,家庭都是父权体系,具体到日本,更是与长子身份和由性别、年龄定义的权威关系有关。因此,年龄层级和年龄准则在战后的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战后日本继续将孝顺长辈作为美德,对批评家长的权威深恶痛绝。虽然家庭的法律架构已在1947年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家庭道德准则的变化相对缓慢。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大多数战时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拥有户主的权威,与早已结婚的子女和孙辈一起,数代人同堂而居。这类跨代际家庭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当时的日本社会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有限,而在以资历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下,年轻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平息家庭纷争需要投入的感情,通常包括服从由年龄和性别定义的权威。同时,家庭遗产是一项重要的身份来源,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其他道德权威的来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

那么,1960年和1968年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或许就如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一样昙花一现,并且仅局限在那代人的极小一部分之中:据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估算,只有5%的年轻人参加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而这些参与者中,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政。或许正是部分出于上述原因,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尽管战后几十年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变化,但是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却没有依从同样的趋势。这种代际亲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现在:每五个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长大——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这个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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