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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2018-12-18 11:14:25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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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社会,农业决定着古代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深刻而无形地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命运。人口和土地是农业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当二者的比例出现失调时,王朝的统治就会出现危机。人地比例失调,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催命符。

王朝的人口极值往往出现在鼎盛之后、灭亡之前,且更加靠近灭亡。西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出现在王朝末期的平帝时代,而不是鼎盛的武帝时代;东汉也是在黄巾起义前夕的桓帝时,而不是中兴的年代;唐朝人口最多的是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北宋是靖康之变前的徽宗时代;明朝则努尔哈赤在辽东起事时的万历年间。

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汉代与清代的农耕图,千百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并无太大变化

早在战国末年,韩非子就指出这个支配中华文明命运的死结: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与乱。

清代前期人口增长前所未有的迅速。顺治康熙时代出生的海量新一代农民,以奇快的速度填充了因战争而空旷的土地。这使得清帝国的鼎盛很快到来。到康熙后期,中国人最为期待的盛世就已开始。而人地比例失调问题,也在此时显露端倪。开创“康乾盛世”的康雍乾三位皇帝,如何解决这一千百年来困扰着统治者的问题呢?

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超长的帝王生涯,让勤奋的康熙帝得以长时间思考社会问题。康熙后期,玄烨通过多年累积,终于明确认识到人地比例失调这一问题的存在。

公元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玄烨指出: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歉岁,艰食可虞。

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玄烨又说: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虞民食不充。在这句话里,空间上已经没有了“南方”的限定,“偶遇歉岁”也变成了“纵当大获之岁”,玄烨已经察觉到人地矛盾问题的普遍性。

当年底,康熙帝的思路进一步清晰: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

公元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十月,玄烨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观察: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

能够认识到人地失调问题“理有必然”,可以看出康熙帝的思维连贯且富于逻辑。那么,他能为“人地矛盾”这个已经索去无数王朝性命的死结,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他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农业人头税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数字上不变,以后出生的男丁不再加派人头税。算是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刻,减轻后来人的一些负担。

除此之外,康熙帝还对各级政府清查民间田亩面积之类的事情反应平淡。清查田产是让政府得到征收土地税的依据,以便向耕地摊派税收。康熙帝没有组织过全国性的清查,也没有要求地方官去做这件事,有些想做的官员还被他阻止。他知道民间存在大规模垦荒却没有登记纳税的行为。但他认为:天下隐匿田地亦不少,但不可搜剔耳。康熙帝睁只眼闭只眼地任由农民自谋生路,这是仁慈,也是无奈。

这些还远远不够,但总比不做要好。玄烨日渐老去,更好的解决方案还得期待后继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康熙帝还多次叮嘱大家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

雍正:“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继位的雍正帝,拥有自以为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决心与态度也显然比康熙帝要积极得多。

他的点子是什么呢?开荒!

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四月,继位不到半年的胤禛便提出了他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生?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

整段话前面的部分都是他父皇的口气,胤禛并没有新的思考与探索。但康熙帝从来没有把大规模开荒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完全是胤禛的独创。然而开荒如同啃鸡肉,容易咬下来的大块肥肉早就在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被开发殆尽,到雍正朝,大规模的开荒已经没有实施的空间与条件——这招早过时了。

但雍正帝并不承认,依然将新开垦土地的数量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性指标,在雍正朝一贯的严苛政风下,强行在各地贯彻执行。压力山大的官员们只好驱赶百姓四处搜刮土地,外加编造数字蒙混过关。

河南巡抚田文镜上报的垦荒数字中,大多数要么不过是黄河在旱季露出的几亩沙质河床,要么就是石头山上的几块碎土,甚至连老百姓祖坟边上的那点“耕地”也被算了进来。而广西上报的垦荒数万亩,干脆就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方官瞎编的。广东说开了二十万亩,其实连半亩都没有。安徽望江等几个县更聪明,荒还没垦,就先把“新田”的税收摊派下去了,搞出了个“有赋无田”的妖孽局面。

雍正朝的十三年里,胤禛解决了清王朝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在人地矛盾这件生死攸关的事务上,雍正帝可谓毫无建树,把问题原封不动地留给了他的继承人乾隆帝。

乾隆帝:各地官员各显神通

综合相关研究,乾隆初年的人口数量已超过一亿,即将接近明王朝时的中国人口极值。弘历继位之初,北京、江西、湖南等地稳定了好些年的粮食价格,突然大幅度上涨。从康熙中叶开始的“盛世”已经接近中国历代盛世的最高年限,人地矛盾的激化似乎即将开始,乾隆帝本来极有可能是个亡国之君。

登基伊始,乾隆帝果断中止了雍正朝打鸡血式的催垦策。此后他将发现新的人地矛盾解决方案的希望,寄予基层地方政府官员。他大幅度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将“农事考课”强行列入决定官员前途的考核。

自古以来,中国县太爷们的日常就两样:刑名和钱谷。具体农业上的事,老百姓自己会去搞,政府一般不管。但从乾隆皇帝开始,这些事儿他们不光得管,而且按照皇帝的要求,还要管得很仔细、很认真才行。

既然开垦这招被皇帝封印,要在农业上做出点成绩,就只能更好地发挥既有耕地的产能。清史专家高王凌先生指出:十八世纪清代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发展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

乾隆帝没有规定“以粮为纲”,而是给各地官员们留下各显神通的机会。他们要做的是在稻麦之外,引进或推广一种适合本地种植谋利的作物。各地县官大多出身民间,田间地头的事情,他们还是懂的,真要他们管理农事,也不至于胡乱瞎指挥。

科举考试中,东部省份优势很大,考中的人更多,加上官员任职回避本土本乡的原则,所以很多东部精英们带着家乡的先进农业技术,被派往全国大展拳脚。

比如乾隆初年,山东籍官员将柞蚕带到贵州山区。几年下来,遵义出产的柞蚕丝绸,竟能跟传统老字号吴丝蜀锦在全国市场上一争高下。江浙籍的官员带着家乡的棉花大力向内地推广,使得棉布终于在乾隆年间取代丝麻,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此外,官员们也在各地奋力寻找各种有利可图的作物推广种植。比如茶叶、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

几年下来,乾隆帝收到的各地奏折中,说这种作物“一亩可收稻田数亩之利”,那种作物“获利过稻麦三倍”,这个什么“不过一月之劳,工省而获利甚速”,那个什么“利厚而种植易”之类的表述层出不穷。

官员们个个都会背《论语》里那句“子罕言利”,但是“利”这个字还是被他们在奏折里反复提及,而且往往被用来与稻谷的获利相比较。这说明乾隆初期的农政追求是实际效率,希望达到一种“地尽其利”的理想状态,以此来应对空前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中国有了正规的人口统计。公元1741年,乾隆六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为1.4341亿,当时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1.29%,即每年大约要多出258万人。到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时增长到2.9696亿,远超此前历史上任何时代,清王朝完成了人口闯关。

然而,乾隆朝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与人口增长同步的翻倍增长。低水平循环是古典式农业经济的特征,根本性改变这个特征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生产力的投入,触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是一种质变。在清朝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生这种质变的可能性。不论是雍正帝的催逼垦荒,还是乾隆帝孜孜以求的“地尽其利”,都是一种量变,力求让传统农业在尽可能高的段位上继续维持低水平循环。这种人地矛盾的调和方案,历朝的末代君王们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为何都没有成功?而乾隆帝不仅躲过一劫,还闯关成功,把中国的人口数量带进了一个新的数量级?

清代的人口闯关:被甘薯、土豆、玉米拯救的清王朝

中国历代人口发展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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