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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他潜入日军获情报 令180余军官被全歼

2018-04-16 15:05:53  观海解局    参与评论()人

彼时,为了扮演好角色,陈涛这样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得不出入各种场所,抽烟、喝酒、打牌和宴请等应酬经常不断,尤其是还要跟居高临下的日本鬼子打交道,经常令他很烦恼,甚至惊心动魄。

有一次,担任“大汉义军”顾问的高田回国后,从日本给陈涛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天津等船时,按陈涛说的地址却找不到陈涛的家,指责陈涛欺骗了他,从此绝交了。这封信让陈涛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以前闲谈时,高田问陈涛家在天津何处,陈涛随口说了个天津地址,没想到对方真记住了。陈涛万分后悔当时没告诉高田一个天津远郊的地址。

如果高田向日军告发陈涛,不仅会招致杀身大祸,现有的工作基础也将毁于一旦,于是陈涛紧急找了张文成和张秀田来商量对策。开始他们认为陈应立即撤退,免得查起来被一网打尽。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据的有利的地位,就这样丢掉,实在不甘心。

冷静下来后,大家对高田的来信又进行了认真分析:陈涛是高田经手考察的,如果陈涛用欺骗手段当了伪军司令,高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发此事对高田的前途不利,他可能只想把陈涛吓跑而已。经过这样的分析,陈涛继续坚持留了下来,只是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此次危机算是虚惊一场。

截获日军参观“铁滚扫荡”情报

180多名日军军官被歼灭

1943年秋天,根据敌人对情报班提出的情报要求和敌人一年两次扫荡的规律,陈涛判断其秋季扫荡就要开始了。不久后的一天,陈涛看到了两个不熟悉的佐级日本军官出入师团司令部,接着,原在114师团任职、后调到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这引起了陈涛的注意。

随后松田离去,山下大佐也走了,并在临走时将经理部的加藤大尉介绍给陈涛认识。“随后我三哥得知,加藤此时是在临汾官衔最高的日军军官,成为留守司令。这表明大尉以上的军官都已经离开临汾,司令部移到前线去了。他马上意识到这次‘扫荡’的严重性,必须想方设法尽快获取相关情报。”刘乡说。

接着,在一次喝茶聊天中,加藤介绍自己是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家里很有钱,不但在日本开办工厂,而且青岛啤酒厂也有他的股份,以此来显示他对中国文化很热爱,与一般军官不同。陈涛则扯起唐宋元明清的一些历史故事,同时称赞加藤温文尔雅有英国绅士的风度。

加藤被说得兴起,与陈涛喝起酒来。此时,恰逢一名日军中队队长来找加藤请示工作。于是加藤就与来人讲起“扫荡”的计划,并拿出一张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兵力部署、时间、地点以及路线和日程安排。这一切,都被已能听懂日语中大部分军事术语的陈涛牢记在心。

(1937年,陈涛摄于安徽怀远大通煤矿)

(1937年,陈涛摄于安徽怀远大通煤矿)

饭后,陈涛找来张文成、穆彬和袁之平到情报班,取出日军发给的一张同样的地图,详细讲述了敌人“扫荡”计划。日军以驻临汾69师兵团为主,抽调长治36师团、榆次62师团等几个地区的日军共十八个大队,在驻太原第101军团日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纠集日伪军三万余人,采用“铁滚扫荡”的新战术,分兵六路,向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太岳军区的武装力量。这一重要情报立即由钱俊送到太岳军区司令部陈赓处。

“值得一提的是,我三哥还请日军翻译丸山来家中喝酒,坐在榻榻米上,酒过三巡后同样获得了重要情报:因日军感觉自己的‘铁滚扫荡’肯定胜利在望,就又搞了个一百多人的军官观战团,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军官,到太岳去参观‘铁滚扫荡’的辉煌战绩,进而推广,以期取得整个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一情况也十分紧急,刚刚从根据地回来的交通员袁之平连夜返回太岳军区司令部,再次将情报转交到陈赓手中。”刘乡说。

根据陈涛送来的情报,陈赓做了部署:为了使敌人按原计划行动,布置几个与这些情报相适应的假象,又给敌人透露了些假情报,使敌人误以为我方已经陷入被动的局面,放松了警惕。结果,这次“铁滚扫荡”,日军动用了大量兵力,却以死伤几千人的惨重代价彻底失败。我方的损失却比历次反“扫荡”都小。

陈赓又命王近山在洪洞一带设伏,全部歼灭日军军官观战团180多名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六名大佐、一名少将。在一次战斗中消灭这么多日军军官,这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这次的惨败,日军69师团的清水中将被撤职查办。

临汾情报站获中央社会部嘉奖

《亮剑》所称遭遇战非史实

“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名为‘临屯’公路上的伏击战的战地通讯,称赞这是敌后伏击战的光辉范例,给予很高的评价。临汾情报站及时准确提供的日军‘铁滚扫荡’和军官‘观战团’的情报,对反扫荡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涛和临汾情报站获得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嘉奖,以及太岳军区最高领导的表扬。”刘乡说。

陈涛的儿子陈文鹿则表示,建国之初,在他们姐弟上学读书时,父亲从来不讲他在日军情报班为中共获取情报的那些事迹。直到他80多岁时,常常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撰写回忆录,有时还给山西省安全厅投稿,讲述他在临汾情报站工作时的那些经历,子女们这时才陆续获悉父亲的这些不为人知的谍报史。

陈文鹿告诉记者,有一次陈涛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观看电视剧《亮剑》,其中这段消灭日军军官“观战团”的情节,被演成一场无情报支持、无上级指示的遭遇战,这让陈涛很感慨——当年自己潜入敌人心脏里获取情报的惊心动魄的史实,在电视剧里被彻底“无视”了。

直到2008年11月,即陈涛去世五个多月后,《中国秘密战争》的作者郝在今在CCTV—7的军事讲坛节目里,以“亮剑于无声处”为题,为他做了一场迟到的正名,确定这次日军军官“观战团”遭伏击,并非如《亮剑》所演示为遭遇战,乃是临汾情报站的陈涛设法取得此情报并及时送到陈赓处,才有如此周密的部署。

个人医保卡从不让家人使用

常叮嘱妻儿要廉洁奉公

法晚记者了解到,建国后陈涛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湖北省劳动厅、湖北省技工学校工作。1982年在湖北省物资储备局三三七处以副处级干部身份离休,享受局级待遇。据陈文鹿透露,他们姐弟六人,除了大姐文英在南京理工大学工作之外,其余的都在武汉工作生活,且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去看望父母。

(1950年,陈涛与刘乡各自从解放区回北京)

(1950年,陈涛与刘乡各自从解放区回北京)

在陈文鹿看来,父亲陈涛虽然享受局级待遇,但生活中常常是粗茶淡饭,很简朴。“他很耿直,他的医保卡从来只能他一个人用,我母亲患老年痴呆,想用他的医保卡购买一些稀缺药物,但他坚持不让用。”陈文鹿说。

陈文鹿曾在陕西丹凤酒厂负责基建工作,后来在武汉一国有制药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李敏也曾在制药厂主管后勤,担任要职。对此,陈涛常表示,这些岗位都是肥缺、油水很大,诱惑也很多。他很不放心妻儿,常叮嘱他们一定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庭应有的本色。

“父亲的这些警醒和教诲我牢记在心,工作上尽职尽责,自觉抵制诱惑,从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样我退休后,想想一辈子问心无愧。”陈文鹿说。

(责任编辑:傅鑫 CM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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