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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21-04-21 16:00:22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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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之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当前,国家治理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毛细血管之中;世道与人心之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国之治。这些微妙的变化,在基层表现尤甚。基层治理看似事小,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

编辑|谢芳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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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人世间的道路、人们的活法,已然迭代。

仅仅是在20年前,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还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10年2月5日,春运高峰期的成都北站,一位肩挑行李、头戴安全帽、嘴上衔着火车票的农民工准备踏上返乡的列车。图|视觉中国

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是稳定而静止,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稳定。

最近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可以这样认为:流动与迁移,已经成了这个社会最为突出的现象。绝大多数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城乡之间活动,人们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及价值理念也在流变。

概言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乡土社会的城乡社会。工业化和信息化技术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时空位置,社会制度和结构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变化,乃至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思想意识也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

城乡社会是建立在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的网络化,以及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大众化,打破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城乡之间交通、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往返于城乡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城乡社会颠覆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客观上塑造了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社会形态。今日,城市和乡村已经不是两个截然分割的空间,人们的时空位置并不会停留在其祖辈生活的村庄中,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也不是两种截然分割的生活样态。

城乡社会也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如今,追求“美好生活”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在漫长的历史中,“活着”就是最大的世间道理。国家、共同体乃至个人,都将温饱置于生活方式的中心位置。

而今,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已经形成。健康、休闲、娱乐、卫生已经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农民的活法。国家在努力通过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治理等行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人们被动或主动地卷入了现代生活方式中。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在经历着城乡融合过程。这些家庭,无论是在居住空间、人口结构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存在鲜明的“一家两制”特征。一个家庭内部,有可能存在两种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呈现出来。如老年人仍然保持着乡土生活的慢节奏,而年轻人却已经适应了城市的快节奏生活。然而,年轻人的快节奏很可能是建立在老年人的代际支持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老年人过着节俭、自给自足的生活,年轻人才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集中资源迅速融入城市生活中。

城乡社会形成的大变局,是都市化正在全面重塑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进程。资本、信息、人口的集中化,塑造了有关工作、休闲、学习、传播、消费、创造等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伴生出阶层、分化等社会的异质性。但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体制意味着,虽然城市成为社会关系的构成中心,但在塑造农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乡村失去了地位。客观上,城乡社会是融替代与共生、冲突与融合、区隔与交融、延续与变迁于一体的城乡融合过程。

2

加速的社

今日的城乡社会,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可用“加速”来描述。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加速”状态,最突出地体现在,它从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形态,迅速切入到一种不稳定和运动的状态。

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加速”,在摧毁乡土社会的一切,也在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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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3日,山东省招远市的一处棚户区改造现场。图|IC photo

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主要有三个典型特征:

1.算计。

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匹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并不明确,而是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消磨时光。而在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社会时间按照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展开,自然时间被精准地切割成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且工作时间被赋予了线性特征。“时间就是金钱”成了社会时间的基本原则,不仅资本在创造条件“抢时间”“抢进度”,连农民工也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加班”。

2.变现。

对时间的精准“算计”逐渐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人际关系也变得可计算和可“变现”。在一个时间概念模糊、日常生活周而复始的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稳定而有预期,互惠原则主导了社会关系。然而,一旦时间被精准切割且赋予价值,则社会生活本身也成了被算计的对象。

现如今,农村的“工价”并不是互惠的时间概念,而是城市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成本概念。人们不再换工——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劳动力的“工价”并不相等。人们宁愿闲着,也不愿意耕作,因为只要把劳动力成本计算在内,从事农业生产实在不划算。甚至于,人际交往也需要以金钱来度量。人情往来也越来越理性化,办酒席不再是为了仪式表达,而是为了“变现”——人们精准算计自己的人际交往范围有多大、付出了多少成本、在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办一次酒席以实现收支平衡。

3.透支。

在加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为了将来努力,但将来是什么样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过去拥有的”。于是乎,透支——努力将想象的未来提前到当下实现,赶紧将当下变成为确定的过去——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

这些年来,城镇化的提速更是在加快形成“透支社会”。

今日,哪怕是最普通的农村青年,也要超前消费,提前实现“城市梦”:为了在城市买房、买车以及高消费,不仅要花光父辈的积蓄,还要透支父辈和自己未来的劳动力价值。

透支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竞争游戏。有产者,那些有殷实的家底、稳定的工作、发达的社会网络的年轻人,通过透支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阶层跃升。无产者则只能按照旧有生活逻辑过一种稳定却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一旦无产者铤而走险,也通过信用卡、网贷、网络赌博等各种杠杆“博一把”,则很可能适得其反,甚至彻底破产。如此,透支加剧了社会竞争,提高了社会分化的程度。

3

大国之治

从基层看,大国之大,不在于疆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在于变化之巨大;

治理之难,不在于事务之重,而在于事务之繁杂。

某种意义上,基层治理更加考验治国之功。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屡屡因个别事务而陷入“好心办坏事”的困境。

这往往不是因为事务不该处理,也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来处理,而是因为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为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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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6日,航拍高楼林立的广州珠江两岸。图|图虫创意

大变局塑造了新的治理场景。

在城乡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运作的“基层”。尽管在物理空间上,还存在村庄、社区等空间单元,但村庄社会的边界已经打破。村庄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等支配的社会结构也不稳定,地方性的权威生产路径已发生巨大变化。

概言之,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基层已不复存在。任何一项国家政策,都可以绕过地方精英等代理人直达基层社会。反过来,基层社会的反映和诉求,也可以便捷地上达国家权力中心。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既在压缩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时空距离,也在冲击建立在空间区划和人口分类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系。

加速的社会,正在产生巨量的治理事务。社会加速既巨量增加了治安、税收、社会保障等传统事务,还催生出全新事务。衣食住行中的新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个人和家庭自己的事情,而是典型的公共事务。乃至于,与生老病死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因透支等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政府也要通过各种公共政策去干预。行政事务的数量、类型和性质都在急剧增加,如何安置好人们的生活成了基层治理的最大负担。客观上,习惯于办大事的国家机器,转而要去处理细小琐碎的生活事务,总归是会有所不适。

社会的加速,客观上也催动了国家机器的快速运转。国家治理行为竟然也有了加速社会的典型特征。各级政府都在精准计算自己的治理任务,从而制定清晰可控的一项项考核指标。为了在短期之内见效,许多官员也在尽力变现已有的治理资源,习惯于通过行政、法律或经济的手段强制或“收买”被治理者。

甚至于,许多地方政府也在以透支的逻辑展开治理活动,通过金融杠杆,以政府信用和土地资源为依托,为了眼前的“政绩”而不惜付出长远代价。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各种治理事务都以攻坚、行动的方式限时完成,运动式治理泛化到了各种治理事务中。限时的目标、集中的力量、细小的事务之间,形成了诸多悖论。人们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的改变,具有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且涉及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可急于一时。然而,当国家将建立新社会秩序作为一个个项目和指标时,治理便具有极强的刚性。在既有的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群众,都丧失了自主性,成了体系运转的某个环节。

在一个加速社会中,尤其是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将要产生的时候,正是治理危机逼近之时。一个有为的政府,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危机信号并迅速回应。若国家沉迷于自己为自己建构的封闭体系,且治理行为本身在制造危机而不自知,就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本来今天是要写一篇乌克兰局势分析,但无意间,看到国内大部分媒体在评论进了精神病院的歌手庞麦郎,论调都是在讨论“审丑”这个词,感觉媒体重点都跑偏了方向,忍不住写下这篇文章。
我们的老读者都知道,看一件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分析事物只要使用经济链分析法就能找到原因,庞麦郎这个人背后所代表的最深的社会本质,并不是什么审丑,而是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巨大裂痕。
“审丑”这个词用在此处充满了傲慢,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高学历和高收入城市人群,用俯视的态度观赏众生时多用的词汇,分析事物要多使用中性词,不要使用带有情绪的词汇,也许你认为自己品味高雅只喝红酒听歌剧交响乐看芭蕾,次一点也是听爵士乐摇滚乐看文艺电影,看不起喜欢小品相声二人转的人群,但民间自有民间的快乐,每个人都有选择娱乐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存在什么优越感。
先简短说一下庞麦郎这个人。
庞麦郎原名庞明涛,出生于1984年,今年已经37岁了,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南沙河长大,汉中这块地我们在《四川凭啥子》这篇文章重点介绍过,被秦岭和大巴山包围,以前是军事重镇,现在沦为五线城市,十分穷,2020年GDP仅1593亿元。
庞麦郎读书成绩不好,可能只念完初中,身体瘦弱又干不了农活,常被人欺负,性格显得比较孤僻,只跟姑姑家的奶牛是好朋友,村里的同龄人都看不起他,叫他“拐棒子”,庞麦郎也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货。
24岁时庞麦郎去汉中市区找工作,干不了体力活,在一家KTV负责切果盘,也打打杂,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2000块钱,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是高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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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这一年开始,庞麦郎健康出现了问题,开始要大量服药。
在KTV工作时庞麦郎迷上了迈克尔.杰克逊,立志要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回到宿舍时,别人在打牌抽烟,庞麦郎盘着腿面向墙壁在笔记本上开始写歌。
29岁时庞麦郎已经写了十几首歌,才离开汉中坐18个小时的硬座来到北京,他操着一口陕南普通话,音乐基本功也极差---不是一般差,是非常差,混得很不如意,晚上通常睡在网吧,最穷时只能睡在公园里,去华数唱片面试时,“坐下来就闻得到他身上一股味道”。
2013年9月华数唱片公司的选秀,救了他一命,华数看上了他的草根气质,打算赌一把,花百万巨资包装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但庞麦郎唱功实在太差,“每一遍都唱得不一样,完全没有调子”,工作人员极痛苦,花了三天时间录歌,从几百个小样拼凑剪辑才弄出最终版本。
2014年,庞麦郎终于靠这首歌走红,这时他已经30岁了。
少年时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缺失,成名后的庞麦郎依然异常的自卑而敏感,为了装逼,他在电视节目上说自己是95年生的台湾人,把公司工作人员吓坏了,由于被社会伤害过,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所有人都在骗我,想利用我的名气搞钱”。
2015年初《人物》采访他时,他捏着拳头,做出恶狠狠的样子,用戏剧性的口吻说:“谁都要算计我,他还没有出手,就被我看透,我就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人物》:《惊惶庞麦郎》)
我能想像得出,他操着浓厚的汉中口音,说这句话时声嘶力竭的样子。
到2020年,庞麦郎还殴打了自己父母,终于疯了,2021年初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的经济人说,庞麦郎就像梵高一样,生病时还在坚持创作......这就有些过了,庞麦郎根本不像梵高,我特意去听了他几首代表作,必须承认他的艺术天赋十分有限,不是有限,是十分有限,基本功也差到让人崩溃,他的歌能红是因为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回馈,有一定的可取性,还有很多运气成分,但夸他像梵高,很尴尬知道吗?就像我走在大街上听到别人夸我长得像吴彦祖一样不自然,听得我想冲到水龙头下面洗把脸冷静一下。
但庞麦郎的人生经历,却很好地提供了另一个社会样本,供我们阅读当今的中国。
尤其是经济狂飙下,不断撕裂的城乡差异。
像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一首歌听起来乱糟糟的,庞先生操着含糊不清的口音跑着调唱得我头皮发麻,但一看歌词,却有一种很接地气的味道,我仔细读了几遍,发现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后面,歌词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农村青年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歌里隐约表达了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后,获得丰富物质生活体验的快乐心情,这种心情又夹杂着一丝丝悲伤。
像那句歌词“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是贫穷的农村小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悲伤感。
再翻看他的《摩的大飚客》,这首歌原名叫《打吊针》,讲的是跟工友骑摩托比赛,打打闹闹不小心受伤,最后去打吊针的场景,歌词写得毫无美感,像小学生五年级学生写的日记,但也充满了真实味道,没有对生活进行任何包装,直接粗粝的毫无技法的陈述了一遍。
至少比中国文坛一些矫情得要死,又只会摁回车键的诗人,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价值一些的。
每个人的文艺作品都来自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庞麦郎的这些歌,都是在讲他从农村到城市讨生活的片段,白开水一样的歌词后面一定有他的心酸过往。
庞麦郎是一个长得较丑,没什么文化,没受过良好教育,敏感多疑的同时,也对生活无比热爱的普通农村青年,始终相信自己会出人头地,也敢于抛弃一切去追求理想,从这方面来说,他做得足够优秀,运气也垂青了他,但他能走多远,在于他自己对出生属性的把控能力。
出生属性是我临时创建的一个词,一个八零后农村孩子的出生属性,跟一个八零后城市孩子的出生属性,有着天地之别。
八零后农村娃从小就要干农活,非常辛苦,庞麦郎讲他在汉中农村干活时,“很累,简直要了我的命。”割不动水稻,也挑不动稻米,农村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粗野的,干不动力气活就会被人歧视,庞麦郎因此常遭人欺负。
八零后的城里娃相对要轻松得多,我小时候常看作文选,里面城里孩子说自己各种不容易,“爸妈凑了一个月工资才给自己买了个变形金刚”,看得我牙都酸了,别说变形金刚,我小时候连橡皮泥都没有,九岁时唯一拥有的一个玩具小人,还是我偷了邻居家三岁小朋友的!
十一岁到城里读书后,我发现城里小孩明显多才多艺一些,人也自信满满,因为不用干农活受日晒雨淋之苦,皮肤也白皙红润许多。
城里的妹子就是白啊。
为什么城里孩子多才多艺?是因为家里课外有闲钱供他学舞蹈、钢琴、书法、绘画,我们农村孩子哪见过这些啊,我们就会斗蛐蛐、钓青蛙、抓螃蟹,看到陌生人只会呆头呆脑站在那,话都不会说一句,等着别人主动开口,两陌生孩子要是都是农村娃,能互相大眼瞪小眼沉默到天黑。
能接触到的信息也完全不一样,1990年时,城里孩子已经能玩上魂斗罗的红白游戏机,可把七八岁时的我给馋坏了,我去城里亲戚家看他们玩游戏机时,只能傻站在一旁,摸一下手柄城里孩子就给我白眼,嫌我弄脏了他们的游戏机。
因为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八零后城里娃口齿伶俐、能歌善舞、不怯场、大大方方的,我们八零后农村娃身无所长,要登台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上去表演钓青蛙吧?就只能往人群后面退,总是怯生生的,走在大街上都怕被人打那种。
我从学前班到小学四年级,是在农村读的书,小学五年级到初三,是在城里读的书,城乡巨大的经济差别深深冲击到了我,城里的孩子会欺负乡下进城读书的穷孩子,去年我写过我读初中时,班上曾发生校园欺凌,给一些女生取外号嘲笑侮辱她们,从别人的痛苦中找快感,本质上,那就是欺负穷人家的女孩子,找最弱的人下手,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城里女孩子,就算长得不好看,他们也绝不敢下手,其实骨子里就是一群懦夫。
那些欺负这些女孩子的男同学,二十多年后,个个都混成了邵阳街头的二流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这是报应。
社会是残酷的,在学校就这个样子,出了学校就更加痛苦。
我能理解庞麦郎在凋蔽的农村生活时,经历过怎样的心理伤害,进城后,在音乐上有了远大的抱负,却又发现早过了练基本功的年龄,已经来不及了。
这种伤害在他去北京后尤其明显,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根本创作不出真正的好作品,他一时的走红有极大的意外性,而且,看现在的情形,他很快会被大众遗忘。
如果他出生在城市家庭,能在城里从小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他应该能创造出好得多的流行音乐作品,他就像一个音乐上的残疾人,步履蹒跚着往前努力走。
一个农村孩子打小受到的伤害,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灵上,是城里小孩终生不能理解的。
这就是我说的,出生属性问题。
很可惜,庞麦郎最终没有战胜出生属性,他被出生属性拖垮了。
农村生活给予他的痛苦,摧残了他的心智,使他敏感多疑,有了被迫害妄想症,以为每一个人都想伤害他,他虚荣自卑,说自己是台湾人,掩饰自己农村出身的事实;因为形象不够好,他不敢上电视;他拍MV一定要有外国人,这样才显得他“国际化”。
他以为每一个人都抱着要欺侮他、伤害他而来,他从小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以为长大了这个世界也是这样。
他握不住生命的桅杆,在人生的小沟里翻了船。
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庞麦郎,他的人生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什么“审丑”,他是一个八零后农村自卑孩子的样板,真正毁掉他的是青少年时恶劣的经济环境,是经济环境在改造人、影响人,是贫穷伤害了他。
当别人沉迷于打牌喝酒时,他并没有放弃人生,而是很努力地写歌,就算写得不好,他至少人生态度要端正得多。
不是每一个人出生时都能投胎成王思聪,被父母精心呵护一路顺风上名校,大多数农村孩子出生时一穷二白,每跨越一个社会台阶,都要小心翼翼付出多几倍的努力,城里孩子创业成功率比农村孩子要高得多,倒不是农村孩子笨,是因为风险成本太高,农村孩子失败一次全家要还债三五年,城里孩子失败一次,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找爸妈要点钱,就能再来一次。
每一个为了改变命运而努力过的人,至少有值得尊重的地方。
这不是审丑审美的问题,这世上每一个阶层都有娱乐的权利,你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你爱看《胡桃夹子》,没有错,但工地上的工人爱唱《两只蝴蝶》、《纤夫的爱》、《我的滑板鞋》,也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娱乐的权利,找到适合他灵魂放松的方式,和灵魂共通的作品,品味有差别,但娱乐没有高低。
许多人喜欢庞麦郎,是因为他讲述的是农村孩子进城生活的细节,大家听到的是自己生活的回响。
中国的城镇化,从1990年的26.44%,逐渐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到2025年时,会上升到65%。
在中国这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中,有无数的农村年轻人,会走进大中城市,他们不仅要在这里找到可以活命的工作机会,也要找到自己灵魂安放的位置。
并不是每一个农村年轻人都有机会读大学,他们在送快递、在送外卖、在工地搬砖、在车间电焊,能进写字楼做白领已经很不容易,他们对美好生活也充满了向往,他们也有活得更好的权利!
他们将在这里尝试战胜高昂的房价,尝试和城市融合,他们只希望下一代不要再生活在农村,能不被人歧视,和城里人一样过上平等的生活。
庞麦郎的一生,是一个农村青年走进大城市施展才华时的失败品,他没有战胜自己的出生属性,卑微出生的痛苦扭曲了他的心智,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控制不住心灵的邪火,走进了精神病院,白白浪费了上天给他的一个大好机会。
而更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普通年轻人,此时还在努力奋斗,也许他们此刻正从办公室格子间抬起头来,望向窗外,也许正把送餐的电动车停在路边,支愣着一只脚望向远方,他们或许就能看到城市远方的亮光。
那道光,从中国城市与农村的裂痕里透射下来,光线眩目,每一个八零后、九零后的农村孩子被它照耀之时,都能感受到,个人适应城镇化变迁时清晰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