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原标题是:《藏族博士:西藏主权问题,没什么含糊的。
我从藏区走来——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格勒的自述 编者按:2005年最后一天的上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五洲出版社徐醒生博士,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处王丕君博士以及《对外大传播》之邀,相聚在位于国务院新闻办附近的“国新书吧”里,就西藏话题进行着热烈的交谈。小小的书吧周围摆满了书,随手拈来《中国西藏的历史地位》、《西藏的故事》、《西藏教育今昔》、《西藏妇女》、《西藏旅游手册》……一横格书架上有不少是徐醒生组织编辑的有关藏学的书籍。
对谈开始的时候,窗外飘起了雪花,主持人王丕君高兴地说:“瑞雪兆丰年,这预示着2006年西藏外宣工作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的确如此,《对外大传播》“西藏之窗”栏目,自开办以来,读者的关注度一直在走高——《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百名中外摄影家看西藏:镜头中的西藏更精彩》、《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等文章,读者反馈热烈,尤其是《真实一定胜于谎言》,几乎在每份“读者调查函”中都名列三甲。大家都说这么明确的观点,这么雄辩的事实使文章读起来格外感到厚重。
本次座谈的主角,一个是藏族同胞来到内地成为走向世界的格勒博士,一个是内地走向高原、走向世界的徐醒生博士,他们从两个方向走来,好像是溪水奔向海洋,海洋回归陆地。于是,我们把原本一场多人座谈,分立为两篇文章,以使读者更为明晰地了解西藏外宣的脉络。
格勒,1950年5月出生,是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走出来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研究员,国际知名藏学家。同时还是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他除大量学术专著外,还出版了学术随笔《月亮西沉的地方——对西藏阿里人类学田野考察侧记》等散文类作品。在格勒小时候的记忆中,童年的无房可住,阿爸阿妈是个终日不敢抬头的农奴。针对本刊记者“你作为学者,经常出国做学术交流,你遇到对西藏最大的误会是什么”,“作为第一位藏族博士,你在读博之后,对西藏的情感有何变化”,“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等提问,他说——
我和达赖哥哥的“碰撞” 我是一名学者,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解放前家里没地没房子,民主改革前,妈妈希望我当喇嘛,因为当喇嘛才能有出息。民主改革后,妈妈希望我当教师,把我送到政府办的小学,一路中学,大学,硕士,读到博士,读了半辈子的书。
现在,不少国家邀请我做学术交流,对我而言,讲课就是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西藏的机会。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我对美国人讲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我讲什么是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什么是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什么是民族团结……台下有六十多个学生。通过这样一种非官方的、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形式,让听众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其中包括西藏的现实。
我作为中国学者,改革开放后先后应邀去美、日、英、法、澳等十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也曾作为中国NGO代表参加过国际上的首脑会议,人权会议,也曾和流亡在外的达赖的哥哥以及相关的人士面对面交流过。1988年,西藏发生骚乱,当时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当地的一家美国人请我到家里做客,没想到达赖的哥哥也去了,电视里CNN正在播放西藏骚乱的电视短片,他就开始发难,我则予以反击。最后家庭聚会变成了争论的场所。这个人是达赖的大哥,达赖叛逃离开西藏前后他负责美国的联络工作,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应印第安纳大学的邀请做副教授。本来我觉得大家都是客人,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场合和他展开辩论,可是他最后说话开始不讲道理,说“汉藏如井水与河水是不能相融的”,我就反驳他,“你是个教授,应该懂得,好人、坏人不是按民族分的。”他说,“我们不讨论这个,你坐在北京,吃北京的饭,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思想。”我回击,“这样说来,你在美国,吃美国饭,那是不是满脑子都是美国的思想啊?你在美国如何关心国内几百万藏族同胞的生活问题?”当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如果知道,可能我的语气会缓和很多,当时他就出汗了,出去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后来,他的三个儿子请我吃饭,我想了想,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十八岁独立,他的儿子是独立的,不能把他的儿子和他混为一谈。这个人是藏族的大贵族,罗布林卡里壁画上有旧西藏群官图,中心是达赖的照片,他当时就站在达赖的旁边,他的地位在没有解放的西藏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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