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我国空军的战斗力而创新
2002-03-01 09:17:11 青年参考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医学创始人之一俞梦孙本报特约记者 建云

　　一个人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凭借着超人的毅力，经过不断学习和刻苦钻研，终于修成正果。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航空医学创始人之一———俞梦孙。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俞院士。

　　中国的航空医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怎样的差距？

　　中国的航空医学整体上和俄美等国家有些差距，但差距不大，并且，由于我国拥有复杂的地理资源，它为我们的一些研究提供的独有的条件，使得我们的一些研究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独步天下。

　　70年代，歼七装备部队。这为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但飞机的事故率也不低，尤其是在起飞着陆时，一些飞行员由于跳伞不及，不得不血洒大地。在美国和前苏联，他们的“零高度跳伞”也是起步不久。要实现“零高度跳伞”，当然要装备相应的弹射装置。一些事故表明，有些飞行员在300米以下的高度都没能成功跳伞。攻克“零高度跳伞”，获取人体脊椎对火箭的冲击性加速度耐限标准是首要问题。国外常采用的是用动物尸体和人做实验的方法，这样做要么就是精确度差，要么就是危险性大，而且无法解决火箭弹射值和脊椎骨损伤之间的关系。

　　用电子系统代替生物做实验还没有先例。但我想，这应该是一条路子。我自制了具有多个自然频率的电子模拟计算器，进行脊椎系统在冲击性加速度作用下行为特点的研究。屡败屡战，我终于用模拟理论获得了国内第一条火箭弹射过载曲线，攻克了歼七飞机弹射救生装备的医学难题。

　　为了验证模拟理论应用于航空救生装备的科学依据，确保飞行员跳伞后万无一失，我自己充当被试者进行弹射实验。当我在巨大的爆炸声和强烈的冲击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身体测得的数据和模拟装备所得的结果完全一致。但这一实验并不被所有的人认同。1977年11月，当全国科学大会将要召开，《人民日报》将对我的成果进行报道时，一位医学界颇有权威的人还致信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他不无忧虑地写道：“生物研究用电子模拟计算器来研究人，是不可能的。”1980年以后，这些质疑的人到美国去参观，看到美国人也是这么搞的，他们才相信了。事实上，美国人把这项研究公之于世是1978年的事，而我完成它是在70年代初。中国人其实有很多的智慧，只是常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这些背离人们常规思考的智慧出现的时候，不易为国人认同，而现在越来越有这样一种怪现象，许多真理性的智慧，常常需要外国人的认可或者有外国人的参照才纳过闷来。


　　您下一步要进行哪些研究呢？

　　明年将装备部队的床垫式睡眠监测系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研究成果。飞行员能不能睡好觉，怎样才知道飞行员晚上是否睡好了，这是平时搞好训练的基础。中外许多事故表明，飞行员睡眠不好，而医生把关不严是发生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

　　外国有一种监测方法，那就是临睡前在飞行员的头发上或者皮肤上接上电极或生物医学信号采集装置。这样虽然能进行监测，但这种监测本身就影响了飞行员的睡眠。我们的床垫式睡眠监测系统只是在飞行员平时睡觉的床上加了一层垫子而已，这个垫子能把飞行员的睡眠状况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这项技术不光能在空军应用，对保证飞行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将来实施载人航天计划时，也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空军的建设离不开真正拥有知识的尤其是拥有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功底的精英们。目前，我也常常关注着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现在我带了三个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已惭惭地有了自己的成果。对于学历和水平，不好多谈。反正高学历不等同于高水平这是大家都能客观地认识的。1951年参军时，我只有初中文凭，但我最终成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自己的努力是最根本的。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文凭并不代表你有了很高的水平，如果你不学习，不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不想为国家为人民干点事，你的学历就只是纸上的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