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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制定解放西藏决策始末:维护中国领土主权(2)
2009-02-20 09:15:50 环球网 发表评论
    
    时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的英国人福克斯亦积极为西藏地方当局出谋献策。福克斯于1950年1月17日致函藏军总司令称: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埋设地雷,查处煽惑公众的共军间谍等。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福克斯表示感谢。福克斯在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谈话中,还详细策划了有关藏军编制、兵力部署、训练计划、军队装备、士兵给养、指挥安全等事宜,提出要噶厦派遣各级军官去印度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昌都等地担任指挥。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之后指出:他们“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据’”。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针对“驱汉事件”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后,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桑吉悦希(天宝)于1949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康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毛泽东制定解放西藏决策始末:维护中国领土主权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毛泽东制定解放西藏决策始末:维护中国领土主权
    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

    中共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高瞻远瞩地考虑了解放西藏的时机和策略问题。
    
    早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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