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Speer )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他的。

中古时期的日耳曼武士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讲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动敏捷、足智多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闪击”一词内涵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

普鲁士的燧发枪步兵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中发现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耳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耳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入一批又一批地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间, 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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