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共西湖谈判：化敌为友共抗外辱(1)
2008-05-12 16: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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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黑色轿车由北往南急驰在沪杭公路上，车内坐着两位气质不凡的中年人。一位长得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显得儒雅文静。此刻，这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凝视着窗外已泛青绿的纵横阡陌，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一年前，也就是1936年，也是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被寻者名叫“伍豪”，启事要求他务必在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
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
《申报》的“寻人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人在约定的时间昼夜等候。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几经曲折，终于在香港豪华的九龙酒店，化名“叔安”的潘汉年和假名“黄毅”的张冲见面了。“是他？”两人略一惊诧，旋即恢复常态，握手致意，心照不宣。对眼前的这位“叔安”，张冲是太了解了，这位“叔安”先是郭沫若、李一氓挂帅的“创造社的小伙计”；后又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的身份筹备了著名的“左联”，被戏誉为“小开”；再接替陈赓，担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科长，专事情报、侦察及反谍工作。此后，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几经生死存亡的激烈交锋，曾多次密谋抓捕他而始终未果。时下，他又和自己一样，摇身一变，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这不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吗？这也许说明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是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他与自己不也随之转换了角色，变更了使命吗？
潘汉年和张冲这两位“江南才子”，虽然是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但都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属于务实的“识时务者”。
而后，双方一同乘船北上，在上海，在南京，他们又多次洽谈了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此时，“潘张会谈”已经成为国共自十年内战后多渠道、多层次秘密接触中最为直接的高层渠道了。随后，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两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中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风云突变，蒋介石言诺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应命随驾以备咨询的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扣押于西安西京招待所，失去了自由，国共双方亦一时失去了联络。此刻，南京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反日派们正急如热锅蚂蚁，寝食俱废。还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处变不惊，舌战群臣，力排众议。先是厉声斥责了何应钦，制止轰炸西安。随即，又拨通上海宋庆龄处的电话：“二姐吗？我是小妹。事情非常棘手，我想是中共插手，唆使张、杨干的。”宋庆龄回答：“不会的，中共光明磊落，我是了解的。你勿急，让我再了解一下，我也在想办法。”宋庆龄放下电话，立即约见了潘汉年。
很快，潘汉年沟通了国共双方的联络，将双方的意图和要求互为转告，并使宋子文、宋美龄得以先后飞赴西安。
而在“主战场”西安，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斡旋于矛盾各方，促成了亲美派以及张、杨和中共的三方会谈，达成了释蒋抗日的协议。
12月24日晚，蒋介石一见周恩来，一股难言之情涌上心头：“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
化敌为友，周恩来宽容张淮南
“西安事变”后，一个新的使命立刻又放到周恩来的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本来，在西安，蒋介石已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蒋介石的诺言是否可信，已使人感到怀疑。于是，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连继拍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这样，1937年2月9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贺衷寒。其间，张冲携带蒋介石的意见，也赶赴西安加入会谈，并成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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