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风云:中共台湾地下党被侦破全过程(2)
2008-04-03 15:32:47 春秋中文社区   大. 查看评论
    
    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干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干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干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 5 o/ z5 g, S+ P8 V, i8 F! n" v0 k- K
    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产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
    
    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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