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内部集团斗争(1)
东晋时期，所谓“荆扬之争”是指以荆州为主的方镇和以扬州为主的方镇之间围绕中央权力展开的政治军事争斗。东晋一朝，荆、扬关系多次出现紧张的情形。从建国伊始的荆、江二州牧王敦自武昌称兵向阙，到东晋末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而篡晋，无不显示出荆州势重及其左右东晋政局的特殊地位。对此，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表现与结果。笔者以为，认识“荆扬之争”，以门阀政治为考察点固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仅仅从门阀政治的角度出发，或者把门阀政治作为荆扬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够全面，因为它更与东晋守国形势和“中间地带”的守国方略密切相关。
如所周知，立国江左的东晋，凭依荆、扬二州，划江而守。东晋要守国，不得不“任推毂于荆楚”，“委荆州为阃外”。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东晋将相”条日：“以外寄方伯而不轻其权”；“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量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迄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
洪氏所论东晋荆州形势与用强臣之关系，甚有见地。晋廷选择镇荆州的主将，除考虑门第外，更主要考虑防敌要求。如镇荆楚的庾翼临殁，请求朝廷由其子爰之代其任。这种职位传递，本是门阀政治之惯例。然而，当政者何充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立，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他提议改由桓温担任，理由是“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识度，西夏之任，无出温者”。当时丹阳尹刘惔提出，桓温出任荆州，其才固然足以稳定局势，但他有野心，此去将“不可复制”，因此“温不可使居形胜地”。朝廷权衡利害，终以桓温出镇荆州。桓温死后，当政的谢安重用桓冲镇荆州也不仅仅是从家族利益和平衡政治关系出发，更是出于北方前秦的军事压力。简言之，用强臣镇守以重荆州是东晋守国的基本要求，甚至是不得不然的选择。诚如《晋书·明帝纪》卷末所云：“维扬作寓，凭带洪流，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陈将相，以总戎麾。”
重荆州之举在维护东晋政权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淝水之战前夕，东晋在荆州方面有兵力十数万，在桓冲的指挥下，凭借江汉地理形势阻止秦军沿长江、汉水顺流而下，使谢安得无来自上、中游的军事威胁，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淮水一线的秦军。东晋淝水之战的胜利，是桓、谢二家或日荆、扬二州共御外敌的结果。换言之，没有荆州的策应，东晋不大可能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
东晋屡屡出现荆扬之争，缘于荆州强藩的长期存在。朝廷也曾试图削弱或控制荆州，然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它不仅仅与当时“王与马，共天下”式的政治结构分不开，更与荆州在南北分裂、对峙形势下的重要战略地位相关。东晋要解决荆扬之争就必须削弱荆州，而要保卫政权的安全，又必须重荆州。研究者指出，兵强地广的荆州，曾多次对建康朝廷构成严重威胁，但一个强大的荆州，无论对于稳定门阀联合统治的东晋政权，还是对于防御北方攻侵，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方家指出，“一般说来，荆州还不至于对朝廷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总的看来它对朝廷的拱卫作用乃占主流地位”。两害相权取其轻，东晋宁愿出现荆扬之争也不能或不敢削弱荆州。
南方政权要解决荆扬之争，前提条件是要解决长江中游地区对北方的军事防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整个东晋时期都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荆扬之争自然贯穿东晋门阀政治的始终。也正因为如此，荆扬之争遂被研究者认为就是门阀政治的产物。其实，荆州的要重，既然是南北分裂与对峙的形势造成的，那么，只要这一形势不变，荆州“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的地位就不会有多大变化，荆州“称兵跋扈”就有可能不断地出现，荆扬之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
所以，表现为门阀斗争形式的“荆扬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只能算是东晋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副产品而已。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建宋而皇权渐趋重振，日渐上升的皇权不愿意荆州跋扈的形势继续存在。又，晋末宋初，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军事争端，荆州受到严重削弱，当地有影响的门阀人物受到沉重打击；北方也自前秦瓦解后，重新陷入动荡中，暂时难以构成对南方的威胁，南北之间争夺中间地带的形势暂不存在。这些成为刘宋着手解决荆州问题的基本前提。
宋武帝刘裕总结东晋的某些门阀大族以荆州为根据地，控制上游强兵以压制建康中枢的经验教训，力图收荆州之权于皇室。故早在准备篡晋时，他就因荆州刺史刘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而先加诛讨。又因继任的司马休之“宗室之望，又得江汉人心”，他再次兴兵诛除。刘裕立国伊始，即下决心整顿荆州，以解决“荆扬之争”。刘宋乃至南朝解决荆扬之争的主要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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