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一颗伟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周恩来于1972年5月18日明确诊断膀胱癌以来，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达1323天这最后的人生历程。在他最后三个月的生命历程中，承受了晚期肿瘤病人所有的惨痛煎熬。毒瘤扩散到全身各处，如蚕食般地时刻吞噬着他的内脏和肌肤，由此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敌人使用最厉害的酷刑。世上的一切刑罚只是使人忍受短暂的皮肉之痛，癌症带给病人的却是长期的、持续的、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忍受心理上的压力及折磨。
按常理，人，不该有太大的区别，毕竟都是五脏俱全的血肉之躯。但周恩来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伟人，而且是真正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铁人”、英雄。若是一般病人，即使外科医生极为小心，动手很轻，也会忍不住换药时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创口时鲜血直流引起的剧烈疼痛，而大喊大叫了。这种时候，即便病人喊叫，外科医生也是同情、理解和体谅的。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12月27日深夜发生一次昏厥以后，医疗组人员及所有工作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重申各科专家、医生、护士与值班警卫人员的分工，保证所有医疗仪器和设备完好可用，绝不许发生故障。病人一旦进入抢救状态，请全体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到达病房。警卫人员负责将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办公厅，并立即通报邓大姐，请她赶到现场来。服务人员马上清理病床周围一切障碍物，如屏风、床头柜、桌子和椅子等。值班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回答中央领导人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指示。
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
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
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
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
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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