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布通，中国游牧民族永远的滑铁卢(1)
乌兰布通，中国游牧民族永远的滑铁卢—谈谈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盛衰的转折点
“骠疾如长风、矢劲如惊涛，奔袭千里之外，折辕昼夜之倾”。这用来古代农耕民族眼中的游牧民族再恰当不过了。长期的逐草而徒、随水而迁，使这些生长于马背的民族拥有巨大的机动性，而相对于文明社会的恶劣生存环境，更是培养出游牧人艰强的意志与韧性，“上至白发老翁，下至垂韶小儿，皆可控弦而战”。这一切，使得游牧部落在冷兵器时代对农业社会享受着巨大的军事优势。
而相对的，游牧部落的机动性，使得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处于极其被动“只能你打我，不能我打你”尴尬被动地位-----防的话，处处设防，劳师动众、耗资费帤不说，战线千里，面对游牧部落的来去无踪一击即收，处处设防则处处不防；攻的话，游牧部落的整个民族都在马背上，即使败了大不了跑路罢了，农业民族得其地不能耕，拥其国而不得守，大举出击往往得不偿失。
这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使在中原一统的强劲汉武时代，虽然勉强把游牧的匈奴击退，但也付出了“口户耗天下之半，海内疲罢”的惨重代价，如果不是武帝晚年与昭宣二帝的改弦更张，大汉王朝几乎重走始皇当年的老路。而及至中原分裂或王朝软弱之时，游牧部落更是侵陵中原，五胡乱华、辽金称雄皆是显例。及至蒙元、满清以区区数十万人口的入主中原，更是将游牧民族的武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像生命总有生老病死一样，显赫与光荣总有暗淡之日。游牧民族骑兵的显赫武力也一样。随着火器在战场上作用的日益昭彰，中国游牧民族的武功亦日益式微。而则在公元1690的乌兰布通之役，也标志着军事战场上火器时代的真正来临，也标志着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社会持续千年的主动进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一、风云双雄会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也就是最早所说的漠西蒙古的四部之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形成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在伊犁河一带游牧，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及以东地区，杜尔伯特部在今北疆额尔其斯河中上游地区，土尔扈特部在今新疆塔城一带。由于准噶尔部的游牧地均邻近伊犁河，水草茂盛，并且可以与中亚和内地通商，因此势力逐渐强大，首领葛尔丹，更是个人物，东征西讨，数年之间，“天山南北、金山东西，引弓控弦之士、户穹席庐之族，皆系胫席中，俯首帐下”。
在时间上，漠西蒙古准葛尔汗国的强盛与满清帝国的扩张基本上是同步，皆横空出世于17世纪初，到了17世纪中叶，横行西北的准葛尔汗国与已与入主中原的满清帝国成为现代中国疆土内的并峙双雄。一山不容二虎，到葛尔丹时代，准葛尔汗国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西部干燥苦塞之地称王了，已经把眼光盯到了中原花花世界；而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的满清帝国，在康熙大帝的统治之下，国力蒸蒸日上，自亦不允许有任何势力觑觎威胁其对中原的统治地位。不可避免的迎头碰撞最终导致了满清帝国与准葛尔汗国之间的百年战争。
这场持续百年的塞北角逐以18世纪中叶乾隆帝征服新疆准葛尔汗国全族屠戮贻尽这一悲剧结尾，而以康熙与葛尔丹于乌兰布通草原的双雄对决开场。
二、火炮下的骑兵
乌兰布通战役过程，以前中学时历史书记之甚简，只说是“左翼军则以优势火器击破噶尔丹用万驼围成的‘驼城’，噶尔丹军遂大败。”的确，与以前不太一样，火器对这次战役起了绝定性作用。
史载，1690年8月，葛尔丹到乌兰布通之后“以橐驼万余,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盖湿毡,环列如谓之“驼城”。即用上万头骆驼，缚住驼蹄卧于地面，驼背上加装箱垛，然后用毛毡渍水盖于箱垛之上，环绕乌兰布通山摆成一条防线，称为“驼城”，噶尔丹部队兵士从驼与驼之间的缝隙，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射击目标。
八月一日，清军同时从12座连营和练兵台向乌兰布通进发，逼近驼城，一声号令，杀声震天，驼城硝烟弥漫。噶尔丹令叛军于驼隙间发射矢铳，兼施钩矛，抗击清军。清军分左、右两翼向叛军包围，国舅佟国纲中弹殉难。清军用火炮向驼城发射，驼城起火，万驼乱阵，叛军尸骸狼藉，主力几尽。入夜噶尔丹带残部遁入红山。八月二日，清军将红山团团围住，噶尔丹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这时，清军统帅下令诸部只围不击，把全歼噶尔丹的时间拖到“以待盛京、乌刺、科尔沁诸军之至，齐行夹击”。八月四日，噶尔丹假意派人到清军营帐求和，使清军放松警惕，结果使噶尔丹趁谈判之机率残部突围，逃回到科布多。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胜，噶尔丹主力被消灭大半，曾被其征服的回部、青海、哈萨克各部纷纷投向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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