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奏之一(1)
■卢 骅
1928年6月4日，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野心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发生尖锐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此后，以日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人为核心，暗中组成了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在东北不断制造挑衅事件，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如铁岭事件(1929年9月23日)、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11日)、中村事件(1931年9月6日)等。铁岭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皇姑屯事件”后在我国东北制造的又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成为当时中日交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桩悬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也未获解决。事隔60年矣，如今铁岭事件的真相已鲜为人知，而且以往和现在的中日书刊亦多未提及。今年正值铁岭解放四十周年，笔者依据当时有关文献资料并走访一些知情者，撰成此文，在就教于诸同志的同时，献给今人及后人，供思之。
八面城冲突后 日军在铁岭地区不断挑衅
铁岭位于奉天(今沈阳)和长春两大城市之间，是扼控南满铁路(今长春至大连铁路线)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即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重兵驻扎铁岭。“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铁岭驻有一个守备队，还驻有日本关东军第19旅团部及一个直属联队和日本宪兵等。日本侵略军和日本驻铁岭领事馆、警察署及“满铁”铁岭驿(火车站)，成为当时铁岭的“太上皇”，在铁岭干尽了坏事。
早在1914年8月17日，日本侵略军在昌图县八面城举行军事演习时，故意挑衅滋事，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擅自向郑家屯(今吉林双辽)派兵一个中队，强行驻扎，致使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张，侵入了吉林南部地区。与此同时，侵驻昌图之日军还大施淫威，枪杀当地乡团团总一人，绑走团丁数人。中国外交部闻讯后，曾于8月29日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但日方竟然置之不理。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用武力逼迫北京政府承认“二十一条”还向我国东北和山东等地增兵3万多人，并在八面城、郑家屯一案中不断扩大事态，制造紧张空气和战争气氛，铁岭、开原、昌图、郑家屯一带日军处于戒备状态，日本驻铁岭领事馆曾召集住该地(辖铁岭、开原，昌图、法库，康平、清原、柳河，辉南等十余县)全体日本商民，要求准备中日断交后全数迅速回国，仿佛中日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参见《东北近百年史讲话》，第128—129页；另见《中日近代关系史事记》第61页；又见《东北大事记》第130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惊恐万状，立即饬令奉天省公署暨省财政厅向日军偿付1.2万元“慰劳金”，以示对在八面城冲突中受伤之日军的“慰劳”和歉意。但日方并未就此善罢甘休，除1916年8月13日八面城冲突两周年之际再度制造了郑家屯事件外，又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诱，终于迫使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八面城冲突后，特别是“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之后，日军在铁岭等地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枪杀无辜，制造事端。例如，1916年11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乘郑家屯事件正在交涉之机，强行在郑家屯、昌图、八面城等地增设警察派出所。据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昌图县之日本警察派出所已增加到10个，有警士23人 (参见《东北年鉴》第346页)。日军和日本浪人等在铁岭、昌图一带经常殴打、枪杀中国老百姓，制造多起流血事件。
1925年5月14日，日人黑川等持枪刀搅闹昌图县衙署，当地官军不敢过问制止。1927年3月，日人花村憔霸占昌图县居民董玉文房屋；5月，日人中岛直木霸占昌图居民李艳华房屋。对日本侨民的不法行为，铁岭日本领事熟视无睹，置若罔闻。1928年，日人片山在昌图滋事，殴打当地平民李秉义，并开枪射击，将李打成重伤。在铁岭至长春之南满铁路间，经常有无辜百姓被日军射杀而伤亡者。1927年2月，驻昌图桓沟子站之日军无故枪杀当地农民唐文玉，即是一例。(引同上)
上述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铁岭地区制造的各种事端，不但野蛮残暴，而且次数频繁。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政府一再妥协，屈辱退让，事态虽未扩大，但是，铁岭、昌图等地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曾自发地抵御过日军的挑衅行径。例如， 1927年3月和6月，昌图人民出于强烈义愤，分别处死了服部哲彦、田中正义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日本人。日本侵略者的侵华行径受到中国人民的打击，使之更加恼羞成怒，其侵华暴行也更变本加厉了，于是就制造了1929年的“铁岭事件”，为发动侵华战争寻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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