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老兵回忆“九一八”后东北抗日二三事(1)
■王庆华
一九三一年春，我在吉林军二十六旅七十七团当战士时，被调入吉林省政府成立的教导队受训(住在江北)。当时教导队有学员二百余人。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侵华日寇突然进攻沈阳，继陷长春，全国民众，人人愤慨。我所在部队之爱国官兵皆义愤填膺，对日寇的侵略暴行深恶痛绝。然而爱国官兵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却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部队内贪生怕死的军官的投降活动，受到了重重挫折和干扰，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抗战道路。
一、官长开门揖盗 士兵愤懑不平
大约在九月二十日夜十点钟左右，人们已经进入梦乡，突然紧急集合号声响起，学员纷纷一跃而起，快速着装。官长命令不准打背包，快到库房领武器，每人领到一支步枪，两袋子弹。有的还领到轻机枪。大队长曹子丰宣布，“我们队伍马上撒出城外”。学员们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结果是：敌寇未至，我们先逃之夭夭，退避三舍了。令人发指的是官长不仅不准带行李，连御敌武器平射炮也勒令抛入井中，这些官长们竟丧心病狂到此种程度，真使我们痛心疾首。可当时战士们既不明真相，亦无可奈何。就这样部队经过了一夜的急行军，天亮后抵达了吉林北乌拉街才宿了营。部队在乌拉街休息了一天，晚上，官长命令全体学员到大队部集合。我们的部队被带到大队部门外，喝令我们架枪，并将子弹袋挂在枪架上。然后均皆进入大队部所驻的大院内，当全部进入之后，就听沉重的大门“咣当”一声被严严的关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弄的人人惶惑不安。隔一会，大队长曹子丰出来训话，他说：“奉熙参谋长命令(吉林督军张作相当时为其母办寿回锦西老家去了，其职务暂由督军府参谋长熙洽代理。)我部已与日军交涉好了，大家先把武器缴回，然后，各回原驻地待命，不得擅自妄动。”我们听后都目瞪口呆。所发的一支破枪还被缴了械，各个赤手空拳，还拿什么打日本鬼子呢？当时都气塞胸臆，痛哭失声，有的大骂上峰混蛋。尤其，对熙参谋长恨怨之词犹多，骂声炽烈。有的说他不是中国人，说他是大汉奸，出卖了吉林。日本人一枪未放就占了吉林，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果不其然，当满洲国成立时，这个熙某人当上了奸佞国务大臣。大概即是由此出卖中华国土，而对日寇有莫大之功，所换来的罢！
二、夺回武器 寻求抗日
我们学员被缴械返回驻地后，各个垂头丧气，大家都没主见，乱哄哄一团，众说纷纭。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有位同学在缴械架枪时，却偷偷的把枪藏起来了。又说：“我们被缴的枪，已由大队雇了几辆大车装好，准备运往吉林。”负责串联的同学和大家约定，全体准备好，夜里以枪为号，一齐到城外将枪劫回来。大约在深夜零点左右，真有几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早就准备好的同学们，向着枪响起的地方跑去，见到有几辆大车，载着我们被缴去的武器。大家纷纷动手拿枪，我也抢了一支步枪，两袋子弹。随后，便都返回了驻地。枪是拿到了，可以后又怎么办呢？有人提出：“我们不要散，大家在一起，拉杆子。”我当时心里想：时值国难当头，我们刚刚拿回已丢掉的武器，正好身赴战场同鬼子拚个你死我活，驱逐日寇，恢复祖国大好河山，拯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罹灾难，而不思报国，却有人想去当土匪，真乃民族的败类，妄活人世，愧对烈祖烈宗。我于忧愤盛怒之下，个别找到我们部队同去的几个人，我主张绝不去当土匪，我们最好是寻找自己原来的部队，他们也都赞成。就这样，我们一行七人，携带一挺轻机枪，六支步枪，便悄悄离开了他们。于八月中秋节那天，来到了榆树县城，住在一家招待来往军人的小客店里，店主人极其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第二天，当地县长派人来同我们洽商，劝说我们：“你们回部队路途较远(所在部队在牡丹江东铁岭河)，路上不便，要求我们把枪留下，因地方也需枪用，每枝步枪给100元、机枪给200元。如果将来部队需要可派人取回。”就这样，我们核计后同意了，拿到钱便改乘火车回到部队驻地牡丹江。回队后，我被提升为机枪连司务长，随队转向抗战道路。
三、爱国者转向抗日救国军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九月二十日晚上，所有吉林部队，都先后接到熙参谋长两道命令：第一，当晚撤离吉林城；第二，交出武器的部队可一律回原驻地待命。这样一来，部队就开始混乱，走向分化，少部分真的执行了命令，走上投降日寇的通路。绝大部分成营连的拉出来，奔上抗战之路。也有的三五成群各奔他乡，自谋生路去了。我知道吉林督军张作相的卫队团三十四团就是被该团冯占海紧紧掌握起来，以后演变成为吉林抗日救国军的主力。冯本人成为抗日时期东北名将。当时，辽宁省有邓铁海，吉林省有冯占海，黑龙江省有马占山，以吉林、黑龙江两省声势最大，当时曾有“一马占山、二马占海”之谓。我们在的二十六旅七十七团全部转向冯占海的抗日救国军。我还知道，吉林某团有位营长叫赵文斌，在缴械时把全营官兵带出来，以后投入冯占海抗日救国军里当了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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