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见”(1)
中苏总理“机场会见”——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边疆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1969年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侯，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湾路的泥潭里。
5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就范。中国不服，苏共领导人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
1964年10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
1969年6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总理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
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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