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不该给战友一枪？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我作为某部军医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斗异常残酷，伤员不断的往后抬。医院里头挤满了重伤员……抢救条件相当恶劣，几顶大帐篷，６个老主任带领着二十几个工农兵大学生，就组成一个师级野战救护中心。
当日，４２军坦克团尖刀５连在弄梅隧道转弯处，遭伏击的越军重创。多辆坦克起火、爆炸，烧伤的乘员皮开肉绽，被一路颠簸地后送，到我们这儿多是不行了。开车的司机见白大褂就跪，就磕头：“医生，护士，救救他们，救救他们！”其中有个伤员二度烧伤面积２０％，三度烧伤面积５０％，神志也清醒，还能说话：“医生，求求你……”
我忙大声对他说：“同志，坚持一下！我马上给你动手术！”——天哪，还有那么多伤员在排队，他等得及吗？
“不，不！”伤员眨了眨眼睛，算是摇了摇头，“给、给我一枪！给、给我一枪！！医生……”
一刹那间，时间似乎停止了，我木然地站在他面前……一个伤员要求我，杀了他！
“医生，我爸爸也是军医，我知道烧伤最痛苦，烧伤最痛苦……”稍后，他又说：“救不活的……”
确实救不活，我知道，战前动员不充分，药品不足，需求量最大的青霉素还有７１、７２年生产的，野战救护中心也没有无菌房。送南宁吧，已经感染了，来不及了……
伤员梦讫一般地重复那些话，我眼前模糊了，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按照野战临床处置标准，我尽力了。另外，我叫护士把７１年的青霉素配制成溶液，大面积地给伤员做湿敷（这是烧伤外科老主任的一个创举，在当时属于全军的高技术），然而……伤员的哀求声渐渐地小了下去……终于听不见了。７小时后，我呜咽着为他盖上白布，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就消失了。
送他来的司机眼见着白布盖上他的头，忽然扑上去，掀掉白布，冲着我大喊：“医生，嘎子他还有气！嘎子他还有气！他还……呜．嘎子……呜哇……”
我搀起他，推着往外走，问：“前面打得怎么样？为什么不早点后送？！”
司机勃然大怒：“这叫打的什么战！？什么战？鬼子的枪是咱们给的，炮是咱们给的，连步话机都是咱们给的，咱们喊什么，他们都听得见……我们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问上面，谁也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地催：上！上！上！全挤在一块了，上的上不去，下的下不来！……我好不容易送下一车，又都没了，都没了……”
我没有继续听下去，还有伤员在等我呢。
整整半个月，我每天做７、８个手术；心胸外科的汪主任在台上的时间更长，终于倒在台上，连同他的伤员一起被推了出去。
２２年弹指一挥间，今年的清明节快到了，汪主任，嘎子，你们在广西还好吗？
原载：舰船论坛 西陆网友“新侨联委员”提供
转自：中越战争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