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乞讨为职业——明清堕民生活揭密--中华网--中华军事

不以乞讨为职业——明清堕民生活揭密(2)

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5-23 21:48:07 huangzhengdi 【大中小】

　　堕民的贱籍，经历几百年，到清代雍正朝予以除豁。

　　雍正元年(1723)允许浙江堕民从良，八年(1730)准许常熟丐户出籍。其内容与办法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由地方政府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丐户申请脱籍时，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司正当的职业，地方绅衿、恶势力不得逼迫他们重操旧业；丐户籍属改变之后，既属平民，就要向政府纳税当差。用一句话说就是允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向政府纳税。

　　雍正朝除豁令并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堕民当然愿意改业从良，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改业，而“捕龟、卖饼、穿珠、作媒，俱系贫民糊口常业”(萧奭《永宪录》卷二下)。他们不干这种事，只有失业，为了生存，还得从事被人歧视的旧业。到了20世纪，绍兴人鲁迅仍看到堕民从事旧业，因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鲁迅全集》第5卷)。在清朝，堕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很难改业从良的。

　　堕民的职业是社会需要的，特别为社会上层需要，后者要求他们去服役，一般也不允许他们改业。由于随等级制度形成的等级观念，平民看不起他们，“羞与为伍”，即使从良了，也不把他们当良民看待，所以堕民要想解放，有了政府的一纸法令之外，还必须与社会上守旧势力和等级观念作斗争，才可能得到实现。事实是雍正除豁令之后，大量的堕民依然是丐籍，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仍然存在。到了清朝末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堕民解放运动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民众中逐渐有人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如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联络一部分堕民同情者创办堕民学校，于光绪三十年(1904)获得清朝政府批准，该校毕业生具有与良人学校毕业生“一体给予出身”的权利(《清德宗实录》卷五三六）。与此同时，两万多户堕民得以除籍。但是堕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鲁迅说：“绍兴的堕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又说：“记得民国革命以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我谈“堕民”》)可见堕民的解放在民主革命中有前进，但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贱民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堕民才真正获得新生。堕民的解放，经历两百多年的历史，可见问题之难。

　　由堕民的社会生活，我们获知，在封建时代，等级的划分，不全是以经济作标准，而更在于一个人群的社会政治地位，它体现在政治权利方面，如读书、出仕、法律身份、社会礼仪等领域，衣饰、居住、交通等生活范畴，也同样体现人们的政治地位。堕民这个群体就是从政治待遇到生活内容都贯穿贱民的内涵，成为一个等级，所以我们分析等级主要依据政治因素。政治地位又同职业联系着，职业又与经济状况相一致，职业也是确定等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说明经济状况与等级也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此考察等级问题时，对经济状况要摆到适当的地位，它不是基础，这同分析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堕民的生活史，使我们深切地感到等级制的不合理。

　　由于政治的原因把一部分人罚为贱民，是政治迫害的固定化；等级制度把人分为特权者、平民和贱民，贱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没有任何权利，是严重的不平等制度，不人道的制度；等级制有极大的稳定性，它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等级制压抑社会底层，使他们的活力、创造力得不到发挥，这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堕民的生活史，还使我们认识到清除等级思想的重要性。思想落后于实际，等级观念的清洗比铲除等级制还要难，进入民国后的绍兴堕民妇女对鲁迅母亲所说的话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被等级制压迫的人不痛恨、不感觉等级制的病害，说明等级思想侵蚀人的灵魂到何等严重的程度，清理起来当然困难。鲁迅因堕民的不觉悟而大声疾呼地批判奴才思想，目光犀利，战斗有力，其实主子思想、奴才思想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岂止是堕民!讨伐顽固的等级思想，同其本身的长期社会存在一样，也应当是长期的任务。

　　转自：【网鸟】全球中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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