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图]--中华网--中华军事

英雄途穷身名裂——抗倭名将胡宗宪[图](1)

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15 15:48:10 【大中小】

　　
　　胡宗宪是个文官，众所周知他应该算是个奸臣，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因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在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的另类，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

　　在明朝，由于自太祖朱元璋起，汲取历代武将藩镇跋扈而威胁中央政权的经验，对有才干、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向来是无比的猜忌，因而常常由文官集团来担任统领军队、镇守边疆乃至指挥作战的职责。外行去导内行，必然使大家都变成外行，这便是所谓的儒将。所以至嘉靖年间，本朝武功，已不值一提。不过还是有少数能胜任合格的，如后来的谭纶和袁祟焕等，身先士卒，战功显赫。胡宗宪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先为巡按御史，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扬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的战绩的确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胡宗宪画像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县令要干的事很多，比如税收、审判、治安、刑侦乃至军备防务等等都得一个人负责，宗宪在任期内因为精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国内有关于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当然，作为一个奸臣，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人们厌恶的"坏人"的形象相吻合的。然而历史上的胡宗宪，却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自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当然，既然提到倭寇，不照例对倭寇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是不行的。

　　倭寇的倭，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宋朝时，日本与中国关系尚为密切，双方海上贸易往来不断。宋灭亡后，日本拒绝臣服元帝国，蒙古殖民皇帝忽必烈启用原南宋海将范文虎等人，组织了由蒙古人、朝鲜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构成的混合兵团远征日本，两次远征都毁于风暴，至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破裂，日本开始有小股海寇骚扰中国沿海诸省。直至明朝建立后，由于日本海寇在朱元璋登极后的头几年对山东、浙江、福建沿海的袭击，朱元璋与当时的日本将军还打过几次嘴仗，吓唬曰"……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甚至真摆起起兵远征日本的架式，而后者不亢不卑，挪揄道："……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等等云云（见【明史】）。朱元璋时代的明朝虽说煞气十足、武功全盛，但思忖不见得比当年的忽必烈强，没有取胜的把握，且当时退出中原的北元帝国更具威胁，因而虽然很生气，终未对日本动兵。但在洪武二十年时于沿海大肆筑城整饬海防，并在福建、广东造战舰三百多艘，招兵5万8千余人，准备彻底解决倭寇问题。日本人也十分乖觉，见状遂向明示好，并遣史朝贡。朱元璋也并非真打算对日本来真格的，见海患暂平，正好把精力花在大规模剿杀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等人身上。

　　至成祖朱棣登位，在北则远征漠北，在南则打造舰队远下西洋，正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日本将军足利义满还受朱棣册封所谓"日本国王"，并代明朝清剿海寇。沿海一代暂时获得了平安。当然，这个中日两国有史以来关系最好的蜜月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郑和舰队第七次从西洋回国后，中国发生了一件令后来世界各国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事件，那就是明朝在海上力量最为强盛时突然宣布禁海令，解散舰队和销毁所有航海日志等资料，永久性地退出海上角逐。不过这个件事是另一个题目，和本文没什么关系，就不再多说了。永乐十七年时，数千倭寇分乘二十多艘船逼近辽东，中途遭都督刘义荣军队的伏击，被斩742人，降857人。这标志着倭患重现，至此倭寇又开始了对中国漫长海岸线长达百余年的进犯。当然，这和明朝的禁海令是不无关系的。

　　对宋朝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那时中国海上对外贸易是相当发达的，这点中国人自己吹嘘的不算，要洋鬼子说的才作数，如13世纪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德安科纳所写的《1271年的泉州》一书，就很能说明问题。像他对南宋的泉州城的描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迪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它的周围高山环绕，那些高山使它成了一个躲避风暴的港口。它所在地的江水又广又宽，滔滔奔流入海，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Sailan)，有的来自小爪哇（Java the less），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tartary 恐怕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或俄罗斯--译者注)，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商品。但是对大部分当地人来说，他们制造并卖给外商大批精美质地的绸料以及其他上等的物品，而从我们手中购买香料、意料、木料、衣料和其他物品。结果，就像我将要讲的，在刺桐，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Aragon)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佛兰芒的布鲁格（Bruge）;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此外还有广州，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世界性的贸易城市。无论如何，中国是个拥有着巨大市场和资源、技术、商品输出的国家，可以说，当时明朝中国要退回去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对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海上贸易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打击，中国可以不需要这个世界，闭关锁国，但这个世界不容许中国人这么做，数百年后的清政府，便是因此被欧洲人用大炮轰开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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