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中华网--中华军事

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1)

http://military.china.com 2005-04-14 14:54:17 卫今【大中小】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篇文章

　　■卫今

　　两千二百年前，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秦始皇，为着镇压反动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了坚决果断的革命措施——焚书坑儒。它狠狠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以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实物，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见证，为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和秦始皇焚书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临沂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两千一百年。在两座墓中出土的竹简（包括残简）共四千九百多枚。从初步整理的结果来看，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籍。其中《孙膑兵法》一书，失传已一千七百多年，而这次已发现的竹简有二百四十多枚，字数在六千以上。《孙子兵法》等书，字句和今天传世的本子也有不同，并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佚文。秦汉以前的古藉这样大量地从地下发掘出来，在西晋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冢出土《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书后的近一千七百年间，还是第一次。汲冢发现的古籍，大部分不久又重新散失。临沂出土的竹简，在党和广大群众的关怀下，立刻受到科学的整理，并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有一个十分惹人注目的现象：它的内容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还有一部分其他先秦诸子的书籍，却唯独没有儒家的经书。
　　
　　这个现象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临沂汉墓的时间，上距秦始皇焚书不过几十年。秦始皇焚书，是一场关系到前进还是倒退、统一还是分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东汉时的王充说得好：“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论衡·语增篇》）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复辟，不仅要在政治领域内，而又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强化对反动阶级的专政，禁止他们利用反动文化去蛊感人心，制造复辟舆论。不这样做，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就会重新分裂，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日趋瓦解，奴隶制度就会复辟。
　　
　　秦始皇的焚书，给予反动儒学的打击是强有力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明确记载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这次出土大批汉墓竹简的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庄周曾记载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这里正是儒家的老窝，是儒家传统思想盘根错节、影响最深的地方。可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到了汉初，就连旧鲁地的这处汉墓中，随葬了那么多先秦诸子的著作，偏偏没有发现儒家的经书。这也说明了儒家在当时所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
　　
　　在临沂出土的竹简中，最大部分是讲军事问题的著作。这个现象，同样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先秦儒法斗争的历史上，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法家，适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在各地朝气蓬勃地推行各种社会变革，极力提倡“耕战”政策，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扫荡那些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用战争的手段来实行中国的统一。实行统一和防止复辟、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统一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响亮地喊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法家另一个杰出代表荀况同样鲜明地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苟子·议兵篇》）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它敢于大胆地肯定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统一战争是正义的，必不可少的。法家这些言论，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孟轲之流竭力叫嚷“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的统一战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在《孙膑兵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孙膑和当时其他法家一样，大声疾呼地肯定统一战争的必要性。他明确指出儒家鼓吹的“贵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那一套是根本行不通的，主张“举兵绳之”，就是说只有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用战争才能实行统一。孙膑还强调法治，主张“赏不逾日，罚不瞏面”（有功当天就赏，有过失立即处罚）；强调人的作用，认为“问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显然，这些都是法家的观点。司马迁曾经写道：“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他把孙膑同法家的商鞅、吴起并列在一起，也证明孙膑是站在法家一边的。
　　
　　随着新兴的封建制逐步战胜反动的奴隶制，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民间收藏法家著作十分普遍。生活在战国后期的韩非曾经描述他目睹的这种盛况：“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秦始皇在焚毁儒家经书的同时，又采取韩非提出的“以法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对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思想进行专政。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推行的都是法家的路线和政策，这种状况大体上就一直延续下来。透过西汉初年墓葬中出土的这批竹简，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见当年法家著作风靡一时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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