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的特别使命——拯救百名共产党(1)
六十一年前，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在中共代表毛主席、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的斗争下，我党部分在押被埔人员获释。获释人员较多的一批是关押在新疆迪化的我党部分干部和家属，共计131人。你能相信一惯奉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会大发慈悲，如此轻易地就放了这么多共产党人？回答肯定是否定的。
这批人员的获释，不得不提一个大功臣，那就是我党的老朋友张治中将军。他当时是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用现在的话说算是国民党内的“鸽派”人物。当和平协议签暑后，他奉蒋之命进疆与伊犁、塔城、阿城“暴动”的三区人民代表谈判。
临行前，周恩来携夫人前去探望，委托他看顾一下被关押在迪化狱中的中共人员，并相机给予开释。文伯先生进疆后，没有忘记周总理的嘱托，多次派他的机要秘书前去探望我党在押人员，送钱送物，责成狱方改善生活条件。在张治中筹备西北行营期间，他对蒋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蒋对他也极给面子，最终答应释放关押在迪化的中共人员。文伯先生立即把这一消息转告了我党和狱中人员。同时准备和抽调选派得力人员执行这一特别护送任务。
一九四六年，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负责军事交通工作的刘亚哲将军，在五月中旬的一天被总司令陶峙岳（后起义）叫去，陶总对他说：“张主任要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去，你拟一份护送计划吧！”于是，刘亚哲先到省政府警务处了解一下情况，看共有多少人，多少行李，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物资等等。他到了警务处后，接待他的是副处长刘汉东和主任秘书胡步虬。新疆省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他向这两个特务头子说明了来意。刘汉东说：“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就算了！”他立即明白了一个问题：张主任释放共产党人，特务机关不同意，其中有矛盾。可是他是奉上级命令拟定计划的，也不管他们这些，便说：“交通处接受任务，要拟一个护送计划，请你们告诉我有多少人，多少行李就行了！”胡步虬说：“大概有一百二三十人，行李不少，还有些家眷。”
从新疆到延安，这是万里长途，不同一般，即艰苦又困难。尤其是在新疆境内，要经过热死人的火焰山和浩瀚的戈壁滩。而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多年，体质衰弱，经不起长途跋涉，稍有不慎之处，便难回到延安。
计划安排十辆十轮大卡车，每车约坐十几人，可以比较舒适的躺躺坐坐。计划中配备了军医人员、军需人员、通讯人员和照料人员，为了确保安全，还配备了一个排的武装部队。另外用张主任的名义，通知沿途各省市军政警宪妥为保卫。计划拟好后，报送给陶总司令转呈张主任批阅。
五月底陶总司令对刘亚哲说：“张主任要派你去送这批共产党，运送计划是你拟定的，沿途情况你都了解，出了事故，你能够就地解决！”
刘亚哲听了陶总司令这番话，心里感觉突然。他在拟制计划时虽然想到了这个计划有可能由交通处派人执行，但从未想到会叫担任少将交通处长的他亲自护送。他实在不愿干这份苦差事，便对陶总司令说：“我有阑尾炎，若在戈壁滩上犯了病，无法抢救，只有等死。”陶总司令说：“这是张主任亲自指定叫你去的，不是我推荐的……计划上不是有军医吗？你可以挑选一个技术高的跟你去。”他感到这个任务是推不掉了，就答应下来。
六月七日得到通知，定于十日出发，九日上午八时刘亚哲去见张主任，张主任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 他问张主任：“是护送，还是押送？”张主任说：“当然是护送！”他又问：“旅费怎么办？”答复是实报实销。听了张主任这番话，他感到心中有底了。
六月十日拂晓，刘亚哲只带副官李英祥一人，到了南梁第二监狱门口，护送班子陆续到齐了。他检查了人数，发现按计划规定的每辆车上配备的一名照料人员，都是由军统特务机关派的，他心里觉得很别扭。进监狱后，他对姓候的典狱长说：“叫大家集合起来，我说几句话！”他站在板凳上说：“从今天起，你们的生活归我负责了，马上就要出发，一共十辆汽车你们自己分配安排。”其实被释放的共产党人员早已分配好了，大家很有秩序的装好行李，上车离开了这座监狱。他在想：“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能有这一天真是不容易啊！”
由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出发，当天的宿营地是吐鲁番。由吐鲁番到七角井是第二个宿营地。这是最艰险最困难的一段路程。特别是从吐鲁番到七角井，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而且地形复杂，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是在山谷中穿行的。这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拦劫旅客，若是从两侧山上推落一块石头，也会把人砸死。更使刘亚哲担心的是：如果特务机关暗中派出武装人员在途中截击，尽管他有一个排的兵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果真如此，不仅这批人的生命没有保证，恐怕连他的命也要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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