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忆：斯大林格勒最惨烈的三天(1)
安东洛夫，一名步兵连长的9月12日
阿斯特拉汉桥下察里察河的河床是“察里津地堡”的入口。现在这片开阔的低地长满了荒草。据说，当年上面的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记者在这条街上看到了这个出口，绿色的小门，很不起眼。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惨烈的三天作为崔可夫集团军的指挥部。据曾进入过地堡的苏军士兵回忆说，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子的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米厚，一吨重的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他回忆说：“那几天晚上，地堡通道里挤满了人，有集团军通讯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部队的联络官，他们都因有‘紧急公务’通过入口，然后便滞留在这里。掩蔽部没有通风装置，所以空气闷热污浊，臭气熏人。尤其到了深夜，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我们轮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气。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区火光通明，像白昼一样。尽管德国冲锋枪手的子弹在头顶上、在脚下呼啸着，但这样也挡不住我们离开闷人的洞穴。”
就在这个阿斯特拉汉桥的附近，安东洛夫·彼得彼特罗维奇被德军的一名狙击手打中了左手，他当时是崔可夫62师第10步兵团的一名连长。安东洛夫回忆说，那个傍晚十六七点，黄昏开始了，他需要把一个文件通过下级转交给其他人，他所在的地方很空旷，没有什么可躲的。“我提醒我的士兵让他注意哪儿有敌军，我看到不远的地上躺着一匹死马，我就让他藏到那马后面，我正在指的时候，左手被射伤。之后，密集的枪弹就来了。”那是安东洛夫经历过的无数次危险之一。他说，当时可能我身上的某个信息告诉敌人我是个连长，可能是我身上背的包，也可能是望远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初期，我们指挥官的配备和一般士兵有区别，冬天有半长的厚大衣，有专门的背包。”
安东洛夫是斯大林格勒人。阿斯特拉汉州军事学校毕业，“到了斯大林格勒，毕业生就被分成很多部分，到第10师和其他地方。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斯大林格勒进来，一切目的是止住德军的进攻”。
和奥尔洛夫参军的那个师团所肩负的任务是相同的——他们要补充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巨大的兵力消耗。安东洛夫说，有一个步兵团，从8月23日到9月13日，损失了37名军官和1200名士兵。这个师在9月27日补充兵员到达时，已减员3800人。像13师42团和62师10团这些不停渡河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少，但他形容说，“这种补充只不过是向大海注入一滴水而已”。安东洛夫到了他们需要支援的目的地叶利沙岗时，先在那里作战的35师的70%兵力已经损失了。他向记者提到，格拉斯科夫是这个师的师长，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里有他穿过的那件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衣服。
9月12日。安东洛夫意识到，类似那次被对手狙击的危险已经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安东洛夫说，战争转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米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最惨烈的巷战从这一天开始。
“那天，我被命令要去守住两条街的十字路口，街垒街和工农街的路口。街垒街走到底就是伏尔加河了。我的任务是守住十字路口，不让德军往伏尔加河边去。我的士兵守住了这条街两边的房子。”安东洛夫回忆，9月18日，德军在炮兵掩护下向伏尔加河边来了。朝我们方向来的有两辆坦克，我们扔了一个燃烧弹把一辆坦克毁了，另一个用反坦克弹给摧毁了，但德军坦克很多，还是冲到了我们守的十字路口跟前。
“巷战是难以描述的”，这个上校说，德军和苏军分散在这个城市里，都很难再进一步，双方交叉着，像生长在树林里面的蘑菇，根本没有严格地理位置上的界限。当时苏军内部流传着一个口号“肉搏时候，你一定要把敌人杀死，因为你不杀死他，你肯定要被杀死”。
参与巷战的人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最多就是拿大衣一合眯上几分钟的眼睛。安东洛夫说，“白天结束以后，是我们的进攻时间。德国人害怕黑夜，我们用晚上夺去白天失去的点。晚上我们还要做清点和整理工作，看看死了多少人，活下来多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因为第二天还要分配新任务，要分配有限的军需品。我手下人向我汇报，我还要向上级汇报。我们最难的是，很多东西包括重炮、军需品全部在伏尔加河对岸。德军占领马马耶夫岗，看得很清楚，你做什么事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渡河越来越困难，士兵们经常一夜一夜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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