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型“飞豹”发展中鲜为人知的F-111背景(1)
空军的需要
三十二年前的1973年4月，北京召开的航空发展规划筹备会上重新提及了一个新项目，那就是在年初航空研究院指示研制的新型超音速战术轰炸机计划。在会上决定新型飞机适用于替换空、海两军的轰5和强5，并初步将新机定名为轰7，设计方案则是以轰5后继机方案为蓝本发展而来。
转年，西飞成立方案论证小组后，先后分别派人赴空、海军相关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空军先于1975年11月呈报了自己所需要的轰5后继机的战术技术要求，海军则在1976年3月上报数据。国防工办经过比对后认为空、海两军所要求的机型仅仅是作战使用的武器和一些机载设备要求不同，但是飞机的性能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转场航程2800千米以上，作战半径800千米以上，战斗重载最大马赫数0.9，高空无外挂最大马赫数1.5，载弹量3-5吨。因此1976年11月，国防工办召集空军和海军在北京听取西飞对轰7的战术技术要求的论证和方案汇报，并明确指出：空、海两军采用同一个机种，通过设备调整来分别满足空、海两军的不同要求。
这次空、海两军需要的共用机体，让人很自然想到了6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推行的“经济效果”政策中最著名的重型战术战斗计划——TFX计划。当时的美国空军要求研制一种以对地攻击为主的超音速战斗机，以取代F-105甚至是B-52；海军要求研制一种以舰队防空和护航为主的战术战斗机，以抵御前苏联图-22M“逆火”对舰队的突击。当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减少机型以节约经费，最后决定在新发展成功的变后掠翼技术基础上，研制同时能满足两军要求的通用战斗机F-111。1961年未，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式提出设计要求，由于任务上的差别，决定研制两种不同型别：以对地攻击为主的空军型F-111A和以对空截击为主的海军型F-111B，1962年1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通用动力公司为F-111战斗机计划的主承包商，主要研制A型；格鲁门公司为研制B型的伙伴承包商。首架F-111A于1964年12月试飞；首架F-111B于1965年5月试飞，但由于结构超重，性能达不到要求，导弹火控系统研制也遇到困难，最后于1968年停止发展。
然而我国空、海两军共用的新型歼击轰炸机和美国的TFX计划存在着本质区别。TFX之所以没有成功完成是因为F-111主要需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兼顾的任务，那就是截击和突防。前者要求高升限、高机动性——低翼载；后者则要求低空、大速度——高翼载。说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海军型的F-111B截击机就是要拦截F-111A这样的高速攻击机，而F-111A轰炸机就是要突破F-111B的防御。而让这两种飞机都能成功作战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而我国的新型战术歼击轰炸机与之不同，我国空、海两军提出的作战任务是相同的——远程打击。空军要求能够对纵深进行有效的快速轰炸，海军则要求对远海的敌方舰队实施高速突击。两者的作战任务都是低空高速对面打击，同时兼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不同于美国的TFX，不需要具备远程截击和格斗能力。因此我国的新机方案是完全可行的。
并列座舱资料的获得
空、海两军对作战对象和使用武器不同，因此对座舱布局的期望也有不同。海军型新歼轰机的攻舰任务几乎完全可以靠仪表完成，后座电子设备复杂，因此海军希望能够给后座武器操作员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即希望采用并列双座布局。而空军所要对付的目标是大规模的装甲集群和纵深防御工事，然而此时的防空武器已经非常完善，尤其是前苏联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几乎没有从高空突破的可能。因此空军型的新歼轰机需要作长时间的超低空高速飞行，而且要快速准确地投弹，因此两名飞行员的配合极为重要。基于这种情况，空军希望采用两名飞行员并排的并列双座布局。
说到空军希望拥有的并列双座布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全新的F-111战斗机采用的就是并列座舱，该机于1964年12月完成首飞后参加了1967年的巴黎航展，在航展上F-111以其庞大的身躯和优异的性能而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超级明星”。美国媒体称之为“20世纪最好的武器”。苏联代表团中有一个人此行专门就是冲F-111而来，此人是来自苏霍伊设计局的奥列格·萨莫伊洛维奇。萨莫伊洛维奇拍下了100多张珍贵的照片，并在笔记本上给每张照片都加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在后来设计苏-24（即北约情报中的苏-19）时都帮了大忙。
但是F-111的核心电子设备没办法在航展上搞到。1967年7月1日，《纽约邮报》报道称，五角大楼将6架F-111Ａ战斗轰炸机派往越南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军方领导人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展开对F-111的捕获行动，苏联专门更换了驻越南军事专家代表团领导层，由防空专家、最优秀的夜航专家弗拉第米尔·阿布拉莫夫将军担任专家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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