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船模型 
宋代海船出土 汉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拓主要是沿陆路拓展，尤其是西域方向，海洋方向的发展有限。主导中国海外贸易的商人仍是蕃商。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以蕃舶为主。两宋时期，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开拓事业逐渐发展。
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海洋开拓的物质基础逐渐坚实，南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蚕桑、棉花、茶、麻、水果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农产品商品化推动了国内贸易发展。宋元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基地。两浙、四川和整个沿海地区的丝织业比较发达，丝绸种类繁多，产量大。元代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提到，华商运往印度的商品以棉、丝绸为大宗。元代典籍《岛夷志略》记载的中国输往海外的棉纺品有土布、大棉布等34种。宋代瓷器业集前代之大成，产品大量远销海外的瓷窑有浙江的广元、温州、云和、丽水；福建的泉州、德化、汀溪；广东的潮州、广州等。
宋元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和航运业，也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成为中国海舶普遍的导航手段。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搭载200-300人。宋代出使高丽的神舟，身长达16.87丈，载重约1000吨，其规模与郑和“宝船”不遑多让。（注：本师韩振华认为，郑和的“宝船”实际上身长15丈。参见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第292页。）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一改前朝中外贸易以蕃商、蕃舶为主的态势，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角。
当中国帆船和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主角后，其活动领域之广也远非前代可比。唐代初年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2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南海国家有53个国家和地区。元代前期成书的《大德南海志》，记录了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143个。元代末年成书的《岛夷志略》，涉及的海外地名达200多个，其中99个国家和地区是作者汪大渊“皆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遍及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所历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未超出元代华商活动的区域。
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代的海贸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整体上还是鼓励海外私商贸易。（注：关于宋元时期海贸政策的详细讨论，参见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57页；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23页。）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水手相率赴洋，足迹遍及日本、南洋和印度洋沿岸，很多华商水手因各种原因长期住藩，成为华侨。缅甸乌爹“俗厚民泰，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马来半岛的龙牙门（现新加坡一带）“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有迹象表明这个时期福建及广东的商人社群遍布于占婆、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等港口。”更值得注意的是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大规模华人社会的形成。根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归来后的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把益等地皆有华人聚居。杜板居民“约千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苏鲁把益“番名苏八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在苏门答腊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东西洋考》记载了苏门答腊旧港地区另一股以梁道明为首的华人势力，“永乐初年，三佛齐竟为爪哇所破，废为旧港。是时南海豪民梁道明窜泊兹土，众推为酋。闽广流移从者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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