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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教育理念看清末军事变革的教训[图](1)
刘波
八国联军入侵时，保卫京津的清军部队装备相当精良，且人数众多。1900年时，清军通过洋务运动，已进口和仿制了大量先进的洋枪洋炮，设立一批军事学堂，派遣数以百计的军事留学生，编练了新式的陆军，这些活动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从冷兵器、半火药兵器时代，迅速跃升到火药兵器、半机械化的时代。当时守卫京津的系武卫军，为六万人的精锐部队，均分别受过德、俄式训练，装备有毛瑟枪、快速机枪和各种大炮。武卫军加上其他清军达十几万之众，却败在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之下，其教训发人深思。
![从军事教育理念看清末军事变革的教训[图]](/zh_cn/dljl/qingchao/01/11045027/20060421/images/13265274_307429.jpg "从军事教育理念看清末军事变革的教训[图]")
清末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官兵合影
封建传统严重制约军事教育健全的发展
封建社会“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重文轻武”，也严重阻碍着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晚清时期“重文轻武”的风气继续蔓延，军人社会地位低下，流行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兵的地位远在士农工商之下。在军官的晋升上，科举取仕仍占据绝对优势，文官的官位比武官往往更受人尊敬。通过近代化练兵崛起的乡勇将领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铭传、郭嵩焘等，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都寻求转任文官，以示朝庭的奖赏。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只好规定“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李鸿章于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呼吁“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使近代人才升迁，但直到1901年清廷才宣布废除武科举，其时已晚。直至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教育地位仍然很低，除在凤毛麟角的新军军官以外，大多数的军官选拔、任命，仍是裙带式的推举，或是武科举考试。在总理海军衙门存在的10年间，先后有10位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任职，竟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是八旗子弟。这些人没有专门的海军知识，也不真心为海军建设事业办事，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私利。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新军受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新军虽然着重于现代特征，但受时代的影响，封建陋习业已深深渗入新军之中，如地方主义、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忠于个人的观念、党派主义和军人干政等。洋务派将领既然自行招兵、发饷和训练军队，就继续对那些仍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军官的任命普遍存在着裙带风，以及靠恩师、门生、故旧等封建关系上。袁世凯在人事上大势收罗亲信，建立从属于自己的班底，笼络淮军旧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日学生，使其效忠袁本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兵为将有”的问题，以至于国家需要新式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时，居然会发生部分新军拒绝履行义务的事件发生。袁世凯此时驻山东一万多人的武卫右军装备有德制毛瑟枪、机关枪、大炮，他仅装模作样地派出了新募的3000多人的地方部队，而不是自己的精锐部队。张自洞的“自强军”有受过德式训练的7750人的精锐部队，在“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袁、张两人作为中国的将军，却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扯起了“中立”的旗帜，不去京津地区打联军。此举让八国联军也深感幸运。
对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的认识十分落后
受当时社会科技、经济、教育等的影响，近代清军的军事教育整体理念仍处于冷兵器战争时代的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可怕的是无法满足近代岌岌可危的国防的需要。清军的军事教育未能有效地解决各级军官指挥能力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后勤缺乏效率等问题，最严重的是军官们不会协同使用各兵种，更不能解决久已存在的贪污腐败，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的问题，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由于对近代军事教育认识不足，新军缺少陆军内部各兵种的协同训练，更缺少必要的陆海军的协同训练。其恶果是，甲午战争中，海军与陆军的协同动作严重脱节，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时，海军只顾“避战保船”，等到日军围攻威海卫时，陆军援军却迟迟未到。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新军在这方面的问题改进仍然不大，外国观察人员对此评论道“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军官。军官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兵种的经验。其结果，当然是士卒对他们的领导人极少信仰。”
八国联军入侵时，保卫京津的清军部队装备相当精良，且人数众多。1900年时，清军通过洋务运动，已进口和仿制了大量先进的洋枪洋炮，设立一批军事学堂，派遣数以百计的军事留学生，编练了新式的陆军，这些活动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就从冷兵器、半火药兵器时代，迅速跃升到火药兵器、半机械化的时代。当时守卫京津的系武卫军，为六万人的精锐部队，均分别受过德、俄式训练，装备有毛瑟枪、快速机枪和各种大炮。武卫军加上其他清军达十几万之众，却败在了临时拼凑起来的八国联军之下，其教训发人深思。
清末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官兵合影
封建传统严重制约军事教育健全的发展
封建社会“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重文轻武”，也严重阻碍着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晚清时期“重文轻武”的风气继续蔓延，军人社会地位低下，流行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兵的地位远在士农工商之下。在军官的晋升上，科举取仕仍占据绝对优势，文官的官位比武官往往更受人尊敬。通过近代化练兵崛起的乡勇将领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铭传、郭嵩焘等，为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都寻求转任文官，以示朝庭的奖赏。身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时，也只好规定“在堂者一律仍准应文武试，以开其上进之程”。李鸿章于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呼吁“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使近代人才升迁，但直到1901年清廷才宣布废除武科举，其时已晚。直至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教育地位仍然很低，除在凤毛麟角的新军军官以外，大多数的军官选拔、任命，仍是裙带式的推举，或是武科举考试。在总理海军衙门存在的10年间，先后有10位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帮办大臣任职，竟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是八旗子弟。这些人没有专门的海军知识，也不真心为海军建设事业办事，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私利。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新军受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新军虽然着重于现代特征，但受时代的影响，封建陋习业已深深渗入新军之中，如地方主义、任用私人、徇私舞弊、忠于个人的观念、党派主义和军人干政等。洋务派将领既然自行招兵、发饷和训练军队，就继续对那些仍是半私人性质的军队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军官的任命普遍存在着裙带风，以及靠恩师、门生、故旧等封建关系上。袁世凯在人事上大势收罗亲信，建立从属于自己的班底，笼络淮军旧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日学生，使其效忠袁本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兵为将有”的问题，以至于国家需要新式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时，居然会发生部分新军拒绝履行义务的事件发生。袁世凯此时驻山东一万多人的武卫右军装备有德制毛瑟枪、机关枪、大炮，他仅装模作样地派出了新募的3000多人的地方部队，而不是自己的精锐部队。张自洞的“自强军”有受过德式训练的7750人的精锐部队，在“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袁、张两人作为中国的将军，却在八国联军入侵之际，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扯起了“中立”的旗帜，不去京津地区打联军。此举让八国联军也深感幸运。
对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的认识十分落后
受当时社会科技、经济、教育等的影响，近代清军的军事教育整体理念仍处于冷兵器战争时代的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可怕的是无法满足近代岌岌可危的国防的需要。清军的军事教育未能有效地解决各级军官指挥能力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后勤缺乏效率等问题，最严重的是军官们不会协同使用各兵种，更不能解决久已存在的贪污腐败，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的问题，其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由于对近代军事教育认识不足，新军缺少陆军内部各兵种的协同训练，更缺少必要的陆海军的协同训练。其恶果是，甲午战争中，海军与陆军的协同动作严重脱节，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时，海军只顾“避战保船”，等到日军围攻威海卫时，陆军援军却迟迟未到。到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新军在这方面的问题改进仍然不大，外国观察人员对此评论道“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军官。军官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兵种的经验。其结果，当然是士卒对他们的领导人极少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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