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五次北征是不世之功？还是历史笑话？(1)
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多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 《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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