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老兵讲述：志愿军善待联合国军战俘(1)
●刘万海
我今年82岁高龄了，亲自管理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以美国为首、包括英国、新西兰、土耳其等国的“联合国军”战俘，所以有机会亲自执行我志愿军对“联合国军”的战俘政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我也接收过志愿军遣返人员，亲眼目睹了我军被俘人员在敌军战俘营惨遭迫害留下的累累伤痕，亲耳聆听了他们讲述遭受虐待的种种苦难。
听到了21世纪美国虐俘新丑闻之后，我想我必须把上世纪两军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天壤之别告诉世人。这种差别不管被说成是政策也好，或是系统问题、价值观、文化差异也罢，事实摆在那里，可以由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去评说。在战争或战役中被对阵敌方俘获的军人，都统称为“战俘”。然而，在不同的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待遇、政治处境、生命安危乃至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的差别。
当时，我任志愿军俘虏管理处二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管理着联合国军各兵种被俘的少尉至中校级军官200多名。我们在物资极度贫乏的状况下，设法满足了战俘的生活需要，活跃了战俘的文化生活。我们虽然是敌对的两军，但对于放下武器的战俘并没有任何政治和人格上的歧视。
尊重民族习惯 供给标准从优
保证战俘的物资供给是一个人道主义常理。对于在朝鲜干尽坏事的联合国军的俘虏，我们给予优待。
战俘的主副食、油盐调料和雪茄烟等物品全部从中国选择优质上等品供给，没有任何损耗而且按最低价格计价，运输费用全由国家支付，所以形成了事实上的俘虏优厚待遇。
为照顾美、英及新西兰人喜甜食的习惯，供应战俘的主食原料是面粉，白糖也满足需要。当时面包烤箱是无法解决的奢侈物，我们二中队就用处理干净的汽油桶改装：在桶上开一个门，桶中间架起可自由推拉的隔板，把几个同样的桶固定在特制的灶台上，将蒸熟的长形馒头放上隔板并关好桶门，让火焰通过桶的四周来烤。当香喷喷金灿灿甜丝丝的面包出炉时，战俘们高兴极了，“OK!”“Goo d！”赞不绝口，有的还伸出大拇指僵硬地说：“顶━好”。
供给战俘的副食主要有猪肉、羊肉、牛肉、黄豆、鸡或鸡蛋、鱼。肉是去掉边角的方肉，蛋是经过挑选、整箱整箱从国内运去的上等货，鱼是从鸭绿江里打来的活蹦乱跳的鲜鱼。我们为土耳其战俘专门设立了回民灶，物品也是按回民习惯专供。
丰富文娱活动 交流赢得真诚
我们用有限的资金备置了吉他和提琴，战俘们可以尽情地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因为乐器数量少，我们又自制了土吉他和其他乐器，比如用洋铁桶制作音箱。战俘营中天天可以听到吉他声、歌声。
除了每周循环放映电影之外，我们还经常组织由战俘们自编自演的联欢会。以1953年5、6月间为例，当时交战双方正在板门店谈判战俘遣返问题，由于美方企图扣留中朝战俘，谈判处于僵局。可是在我们志愿军一方关押的战俘并没有因为遣返协议不能尽快达成而悲伤，他们还像往常一样认真排练节目，直到演出。二中队的演出更是别开生面，演员不仅化妆，还事先精心制作了模特，将“她” 放在舞台最醒目位置面向观众微笑，更增添了欢乐气氛。我们的土吉他样子虽没有洋吉他漂亮，音量却大得多，音色更不比洋的差，奏出的音乐优美动听，战俘们抢着弹还抢不到，后来又生产了好几把。
我们为战俘购置了以英文为主的各种图书杂志，它们是战俘了解世界的媒介，也是与我军指战员相互交谈的媒介。到后来，从政治、文化到社会时事等问题，战俘们与我们几乎无所不谈。
管理环境宽松 体育项目多样
志愿军的战俘营不像联合国军的战俘营那样铁丝网里三层外三层，四周的岗哨荷枪实弹，志愿军的战俘营四周仅用木棍或树枝栽成一个单层篱笆，只不过起个标志作用，除此之外再无第二道障碍，门口只象征性地设一名岗哨。白天，战俘们找人或看病，只要向岗哨打个招呼就可以。为了便于战俘们到河边晒太阳，我们还在靠小河的一侧开了个可自由出入的便门。
一天，在志愿军俘管处给战俘们放映电影《上饶集中营》的当晚，有六七个战俘跑了。我们发现后及时搜索、喊话，他们就一个个地从营地附近藏身的树丛里站出来，统统举起双手，嘴里连喊着“OK”“OK”，第二次当了俘虏。他们说，之所以逃跑，是想模仿电影中我新四军指战员越狱的样子，没想到跑到山上后便迷失了方向，只好隐蔽在树丛中。我们由此接受了教训，但从中也可看出联合国军战俘宽松的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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