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旧仇”不应结“新恨”
要不要纪念二战？
要。要时时、处处纪念。国家要纪念、家庭要纪念、个人要纪念，时时、处处。就像欧洲做的那样。
我反对的只是宣扬仇恨的纪念——把纪念二战变成宣仇，就背离了纪念的宗旨；我们也不要指向反日的纪念——把二战纪念变成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反对，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反对，就背离了纪念的宗旨；我们要反思过去“宣传”式纪念，冷战思维对我们纪念二战的方式影响很深。
二战的纪念要多一点对死者的悲悼、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渴求，对人类善战胜恶的信念的歌咏——多一点从全人类角度的纪念。纪念二战对于中国来说，让人们记住日本当年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很重要，但是，同样也应该让人们知道人类在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方面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仅包括被侵害国的人民，也包括了德国、日本等侵害国爱和平的人民。从个人、民族、国家角度的纪念很重要，从人类角度的纪念同样重要。二战纪念应该激发怜悯的情感、和解的情感、悲悼的情感、人类爱的情感、渴慕和平的情感，而不是相反。
今日纪念二战，不应仅仅停留在“抗日”的层面上。“抗日”是战时的必要精神，伟大精神，同样宽容、和解，并且用宽容和解的心态来帮助、敦促日本从军国主义泥淖中解脱出来，是战后时代必要的精神。
没有战后的“宽容”、“和解”,我们就无法保住二战胜利的果实，就无法保证和平的局面，无法避免再次发生战争，那才是真正地对不起那些在二战中死难的中国人。我相信那些在二战中死去的国人，那些英勇奋战的国人，他们的在天之灵并不要我们和日本再开一战，并不要我们永远地仇恨日本，在下一次战争中战败日本、消灭日本。我说要宽容、要和解，不是想抹杀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全世界犯下的罪行。恰恰相反，我是因为记得他们有罪，才提倡宽容。
提倡宽容、和解，我的前提是我们记着他们的罪，知道他们的罪需要我们的宽容、和解来救赎。
反过来，我要说的是：只有在宽容与和解中记住日本当年的罪，这种记住才构成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真正“解放”，从受伤和受害情绪中真正解脱。
中国在二战中是战胜国，中国的几代政治家在许多方面做得很有前瞻性，对日本表现了战胜国的大宽容，实现与日本的国家和解，我们的人民同样有这样的风范。“宽容”、“和解”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高的地位、高多的尊重、更大的生存空间。对我们国家有利。只有宽容能够赢得宽容，和解能赢得和解，而仇恨只会赢得仇恨。
事实上，我们要多观察美国处理战后美日关系的方式，多观察新加坡等过战后处理其与日本关系的方式。他们与日本的和解不是因为他们受日本的危害没有我们深——屠戮生灵之害万劫不复哪里有深浅。我相信我们受害最深，也因为受害最深，我们对宽容与和解的需要才更多。
我是出于对我的国家的爱，以一介匹夫之身份来议论这个问题的，我永远地热爱我的国家。我不会卖国，也不会做汉奸。我相信：提倡以爱和和平的精神为中心的纪念二战的方式、反对以宣仇和“反日”为中心的纪念二战的方式，“够不上”卖国和汉奸的罪
中国和日本有旧仇，仇深似海，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良知。日本在二战中对我们犯下了滔天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有良知。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住日本的二战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否认，谁否认就是没有良知。我们要时时、处处纪念、提醒国人注意日本的二战之罪，这个谁也不能反对，谁反对就是没有良知。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指向爱与和解。只有它们指向的是爱与和解时，这一切的纪念、记住都才有价值。
旧仇，不能变成新恨，不能用仇恨来纪念仇恨，旧仇是真实的，旧仇变成新恨的心态，却是不好的。我之所以要求中国人以“宽容”，不是想否认日本当初为孽中国的事情，我是想寻找一种对待这罪孽的新路。不能再恨下去了，应该和解。这是纪念二战的最好的方法，也是回避战争避免杀戮的最好方法。
纪念二战，应该摆脱“摆脱”仇恨情结。不能只从爱国主义角度来纪念二战。军国主义犯下的是反人类的罪：军国主义者也爱国，但是，他们的爱国侵犯了人类的整体利益。纪念二战，更不能仅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军国主义者大多是民族主义者。如果纪念二战，我们得出的是要复仇，要把日本消灭，那么我们就彻底地纪念错了，我们就根本没有从二战中得到教训。
我请求，所有爱国的人、咒骂我的人，都拿出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提的这个问题。 也许“以血还血”、“以仇记仇”在现实中更有效，也许我的所谓宽容、和解只是说了一个书呆子的昏话，果真如此，也请大家原谅。
如果日本人有能力理解他们那些来中国认罪、谢罪、道歉的国人——没有说他们是日奸、卖国贼，那么，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一定有能力，谅解一个在中国说了一点儿关于“原谅罪人”、“爱仇敌”的昏话的书呆子。我所说的“宽容”、“爱”、“和解”并不是要抹杀历史，我只是说：仇恨是记住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宽容”、“爱”、“和解”也可以是记住历史的方式——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它是错误的方式，但是，远不足以至误国、害国、卖国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