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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谈武工队:最重要任务不是杀敌 是争取人心

2017-11-30 15:54:10    中国新闻网  参与评论()人

刘光军(1918年-)广东韶关人,1938年到延安进入抗日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部工作,留在太行山的“抗大”六分校任大队特派员。1946年,任刘、邓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保卫科长。1977年,担任上海仪表局副局长。1983年离休。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因为身体原因,我未能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我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一台老式照相机,这是我在抗战中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忆起种种往事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我家世居广东韶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时家乡人民都非常气愤,说“日本仔”实在欺人太甚,许多爱国青年纷纷从戎报国。我的大哥刘梦晖与三哥刘如心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兄妹五人决定前往延安抗日大学学习,参加革命抗日救国。父亲对我们非常支持,他说:“没有国,哪有家?你们兄妹去打日本鬼子报效国家,好得很!但是这次前往延安路途遥远,要照顾好两个十四、五岁的妹妹。”就这样,在1938年,我与大哥、三哥和两个妹妹一起,身背家乡竹筒做的水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

我们时而搭车,时而步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当时大城市经常遭遇日军轰炸,我们只好设法绕路前行,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三哥刘如心抵达延安后不久即被派往英国深造,我和其他三兄妹均留在延安抗日大学学习,二哥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正面战场。至此,我们兄妹六人,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部队、不同的战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我从“抗大”毕业,留校担任保卫干事。同年,因为日军步步进犯,“抗大”总校迁出延安,驻扎在比邻太行山的邢台地区。在“抗大”根据地附近,有两个日军的据点,经常开展“扫荡”,而“抗大”师生均没有武器,为保障“抗大”安全,“抗大”领导组织了最精干的人员,配发最好的武器,组成了便衣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收集情报,在敌军开展“扫荡”前通知学校撤离,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敌后武工队”。我担任邢东地区武工队副队长,直接负责指挥武工队小组在这一敌后地区的行动。

武工队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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