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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期:中国和日本都在干什么

2017-09-19 14:32:21  孙锡良    参与评论()人

如果说“9·18事变”是一次大国耻,那么,在这个大国耻之前早就积累了无数个小国耻。正是因为中国的一盘散沙和民族自残成就了自己无数的小国耻,所以就有了后面层出不穷的大国耻。忍让陪罪,委曲求全,投降卖国,除能收获“国耻”以外,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期待。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的“双不抵抗主义”固化并成就了日本对全中国的血腥侵略。

“9·18事变”只是日本侵华事件中的一个结果,早前的“济南惨案”比这更惨。“事变”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之所以不具备特别大的影响,是因为之前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被中国“大事化了”。中华民国政权对日本霸权的持续性默认是“事变”成为必然结果的根本原因。

“9·18”前期,中日在干嘛?

下面,我们不妨疏理一下“事变”之前几年中日两国政治变局的大致脉络。

日本政府在干什么?

1927年,日本若槻内阁倒台,田中内阁就位,被日本右翼人士批评为柔软外交的“币原外交”终被“田中外交”所取代,之后不久,就流传出一种“田中奏折”的说法(有专著论,本文不议)。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田中奏折”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说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出现了转折。

1928年初,田中内阁对满州政策的三个新思维:

1、以侨民安全为由两次出兵山东,推行所谓的“积极政策”;

2、即使因为中国内政,日本也不允许满州秩序混乱,如有情况,日本拥有随时出兵权;

3、分割满蒙成为政策方向,提出一整套满蒙产业开发计划,尤以攫取东北大豆、页岩气提炼和煤炭液化为主导方向。

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斋藤良卫为日本书写了著名的《中国通商条约论》,特别是其中的“治外法权论”成为日本统治中国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日德防共协定”的构想来源。江腾丰二是田中满蒙外交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他促成了张作霖和顾问町野竹马正式同意修筑“吉会”和“吉大”两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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