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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因为一句话惹了大麻烦

2017-09-11 15:35:10  胡万程  观察者网  参与评论()人

几年前,我在北大国关旁听一门叫“中国经济概论”的课,旁边坐了一位叫大内的日本年轻人,让我印象深刻。他笑容可掬,体态微胖,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位温和的宅男。但当他一张口说话,我彻底震惊。流畅无比的中文遣词造句,标准且带有一些“京味儿”的语音语调,都让人很难相信他是个外国人。之后和他聊天了解到,他是被日本外务省派过来进修的年轻外交官,之前学中文也有很长时间。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在日本外务省底下,有各个负责不同地区业务的外交官群体,比如America School(美国学院派),Russian School(俄罗斯学院派),German School(德国学院派)等。当然,其中也有China School(中国学院派)。这个群体里都是考入外务省后,选择参加中文研修班学习中文,之后从事和中国有关事务的外交官们。上文提到的大内就来自于此,现在的驻中国日本大使横井裕也是China School的一员。

China School最初的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但当时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当时外交官都是去台湾学习“中国事务”的,直到1973年后中国大陆成为主要学习地点。可以说,China School的成员大多都是十分了解中国的,有些人还可以被称为“中国通”。他们可以准确说出中国的省市名称,甚至包括一些普通中国民众并不熟悉的县级市。他们了解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形势,甚至叫得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网购、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同时,他们对在中国的日企经营状况,日人生活情况也有充足把握。还有不少人利用在中国学习工作的时间,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人际网络。

有人认为,China School里的成员大都是亲华派。这种认识有失偏颇,China School可以算作是知华派,但若把他们往亲华派里拉,不但自己是一厢情愿,甚至还会使他们在政坛里彻底失势,日子变得不好过。局面艰难的中日关系下,知华派的处境同样艰难,既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挤兑,同时又要在紧急时刻帮助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亲华是政治上不正确”的风气始于2002年日本《产经新闻》等媒体对于China School的批判。媒体认为这些外交官抱着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功劳不放,为了避免中日摩擦,一味把中日友好放在第一位,在教科书、对华贷款、钓鱼岛等问题上过分考虑中国态度,一味退让甚至损害了日本利益。这种风气的兴盛,直接导致近年来,日本政坛上对华友好人物声音微弱下去,青黄不接。

然而,纵观二战后的历史,日本可以说是对中国援助最大,产生对华友好的最多政治人物的国家之一。前段时间逝世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是一位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这些为中日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是值得我们回顾的。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担任日本第55任(1956年-1957年)首相的石桥湛山。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新闻界,在二战时期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

当时日本军政界充斥“满蒙生命线”、“利益线”等鼓吹对外扩张的大日本主义政策,社会上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感到不安,他们反对大日本主义中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提倡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睦相处的“产业主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些理论后来被称为小日本主义,而石桥湛山就是此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反对干涉中国的内政,呼吁全面放弃中国的殖民地,提倡民族自决。他认为当时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不仅违背道义,而且从经济合理主义出发也得不偿失。他奋笔疾书,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论证严密,分析详实的文章,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惜,当时日本军政府已失控,小日本主义未能成为舆论主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加快,国内法西斯专政蔓延,自由言论发表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继续以婉转方式对这场战争提出批评。

研究石桥湛山“小日本主义”的书籍

二战结束后,被占领的日本受到冷战思维下的美国控制,吉田茂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了“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对于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采取敌视态度,中日邦交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同时期,石桥湛山先后担任了通产相、首相、自民党顾问等身份,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并于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时期的1959年和1963年分别两次访问中国,努力推动中日邦交。周恩来当时接见了石桥湛山,对于他的来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肯定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对于亚洲和平事业的付出。

毛主席接见石桥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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