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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色经济间谍毁灭了国民党政府?

2017-07-17 14:48:08  魏峰  观察者网  参与评论()人

前几天正在知乎上刷屏,有个问题跳进了笔者的首页,“冀朝鼎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能瞒过宋子文,却对国民党造成巨大冲击?”冀朝鼎先生笔者从前略有耳闻,不过要承认,是因为他的弟弟冀朝铸先生有“中国红墙第一翻译”的美称,几乎参与了上世纪50-70年代所有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由此了解到冀先生兄弟都是才华横溢的一代英杰,冀朝鼎先生早逝前已经有了“新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的声誉。

可进入问题后,什么鬼?居然有人在声称,冀朝鼎要为抗战和之后内战时期,国统区金融混乱、超级通胀等等经济灾难负责?!随即又查了一下,笔者吃惊地发现,使用“冀朝鼎”为关键词,竟然可以找到铺天盖地“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中共卧底推动发行金元券”之类的消息。大多言之凿凿地声称,国民党统治晚期,包括发行金元券在内的一系列疯狂劫掠人民财富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都是冀朝鼎在背后操纵的。甚至有人进一步“神秘透露”,冀朝鼎的这些行动,是与潜伏在美国政府高层的苏联间谍默契配合,才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冀朝鼎

笔者原本对金元券币制改革的大致始末就有所了解,至少可以肯定,在设计、推动发行金元券的主要人物里,从来没有冀朝鼎的身影。搜索到的传言、查阅到的资料越多,笔者越清楚的感到,这是一个有明确来源、经过精心剪辑编排的谣言,目的明显是要将国民党统治晚期最失民心的一些政策,嫁祸到“中共秘密地下组织”头上。这个谣言已经流毒甚广,甚至一些主流媒体网站上,也信以为真的加以转载。这让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以严肃的历史考证态度,正本清源的把问题了解清楚,分析明白。

生平、功业与黑锅

冀朝鼎,1903年生人,青年时参加五四运动,1927加入中共,后赴美国留学,抗战期间通过著名银行家陈光甫,进入了国民党政府的财金系统。在抗战晚期和内战时期,在国府中央银行内担任要职,建国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贸促会副主席等职,1963年因病逝世。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给予了冀朝鼎一生以极高的评价。不料,现在居然这一点也被有人拿来作文章,当做冀朝鼎“潜伏时破坏国府经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证据。

冀朝鼎对中共有重要贡献吗?

显然有,当然有。

不过,并不是什么潜伏在国府内部,搞阴谋献毒计,破坏国统区的经济。他的主要贡献,建国前应该是向中共中央提供国民党政府金融和财政状况的内部真实统计数据,从而让中共能够更加准确及时的判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潜力。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做了许多类似掩护同志、提供经费的工作,在胜利前夕又参与劝说国民党高官(主要对象是傅作义)起义。

而在建国后,冀朝鼎虽然名义职务不算很高,但却是新中国对外开展经贸交流、探索外交突破,尽力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和孤立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新中国早期对外经贸和民间交流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主持与11国签定了外贸协定,并开创了与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进行民间贸易的途径。在研究新中国早期对外经贸交流时,冀朝鼎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角色。这些都是他1963年突然病逝后,哀荣备至的重要原因。

那么,“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教唆国府“与民争利”,推动发行金圆券,等等一大批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晚期的重要财政金融政策,是不是真是他出的主意呢?

笔者考证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全都是没有依据的谣言!没有一项真能和冀朝鼎扯上确实可信的关系。

笔者搜集统计了一下,截止目前,传闻中“冀朝鼎的阴谋毒计”主要有以下几桩:

进策“黄金购户存户六折还本,美金储蓄券不予兑现”,对抗战大后方的爱国民众背信弃义,进行了赤裸裸的劫掠。

抗战胜利后不久,提出以1法币兑换200“中储券”的比率收兑伪币,相当于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经济大抢劫。

怂恿宋子文抛售黄金,同时却又勾结美国政府内潜伏的苏联大间谍里 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停运美国黄金来华,搞得法币贬值信用暴跌。

参与币制改革设计,推动发行金圆券“与民争利”,搞垮了国府最后一点信誉。

智商、派系、出身,反质疑的三板斧

实际上,只要加以具体考证,并不难发现冀朝鼎在以上事件中都没有什么参与,甚至他在其中的存在感都几乎找不到。根本没有可信的资料能证明,他是制订和决定这些政策的核心人物。唯一的史料来源——极可能也是这些谣言的最初源起——只有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他的大肆指控。但陈立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说明理由只有“冀朝鼎英文不错,可能投其(宋子文)所好。……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

这算什么理由?!算什么证明?!

冀朝鼎1941年回国后,先是担任中英美三国共同设立的平准(汇率)基金秘书长,1944年平准基金解散后,又出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虽然都是国府金融系统内的要职,本人才干和操守也先后受到陈光甫、孔祥熙、宋子文等国府高层人士的器重和信任,但他的职务,以及实际的职权,都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国府财政及金融决策的核心,充其量只是孔、宋的顾问、参谋之一。

孔祥熙和宋子文不管身后的评价如何,必须承认个人才智都是人中翘楚,他们还是1934年“废两改元”和1935-1936年法币改革的主要领导者。亲身经历和操作过多次复杂的金融风潮流和货币改革的他们,说连基本的金融常识都不懂,被冀朝鼎用一些花言巧语就玩弄于股掌之上,这是在污辱他们,以及整个国府财政金融系统所有人的智商了。哪怕冀朝鼎真的是那些政策的提议者(这里仅是假设如此),真正要对政策负责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以至蒋介石等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决策层。

此外,那些“黑锅”爆发的时间是1945-1948年间,而冀朝鼎在国府内部,属于身上打着烙印的“孔祥熙的人”。1944年取代孔祥熙掌握国府财金大权的宋子文,虽然和孔祥熙是关系很近的亲戚,但二人之间一直有“喻亮情结”,加上蒋介石一直利用二人的矛盾玩平衡术。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宋派和孔派的关系从来不睦。冀朝鼎作为公认的“孔派”,尽管宋子文相信他的操守、欣赏他的才干,仍然把他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也有一定程度上安抚孔派的意思),但绝不可能把冀引为自己真正的心腹,更不可能对他言听计从,倚为萧何张良。

陈立夫把黑锅扣到冀朝鼎头上,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别无其它选择。冀朝鼎已是如今所知,国府财金系统里地位最高的中共潜伏人员了。黑锅不扣冀的头上,扣给别的共产党人就更说不通了。

这个推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就在同一本回忆录里(实际上,就在大骂冀朝鼎的下一小节),陈立夫大力推崇孔祥熙,认为“假如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笔者们还不至来到台湾。”(《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P343)但如前已述,冀朝鼎和宋子文并没有特别亲近的联系,反倒是孔祥熙的亲信,对孔祥熙的影响力远超过对宋子文的。这点陈立夫是很清楚的,但他的态度明显透露出对此并不感到担忧。这与他大厮渲染冀朝鼎危害(国府)的严重性,似乎很不一致。

孔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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